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中，環境經濟政策的杠桿作用越來越大。

如果說法律和行政手段具有直接剛性的優點，體現的是外部約束，環境經濟政策則基于市場原理，是一種內在激勵力量。

讓資源環境有價，以環境成本優化經濟增長，環境經濟政策通過激發節能減排的內生動力，有力推動了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頂層設計發力，體系不斷完善

堅持激勵和約束并舉，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六大原則之一。

近年來，法律、行政手段在生態環境保護中不斷彰顯威力，經濟手段也在不斷發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更加重視發揮環境經濟政策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重大作用，深入推進政策改革與創新。僅2017年，國家層面出臺的環境經濟政策相關文件就達42個。

目前，我國環境經濟政策框架體系基本建立，主要包括環境財政、環境價格、生態補償、環境權益交易、綠色稅收、綠色金融、環境市場、環境與貿易、環境資源價值核算、行業政策等內容。

縱觀環境經濟政策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力度不斷加大，效果更加明顯。比如，環保費改稅，一字之差，實現了從條例到法律的飛躍。

還可看出，覆蓋范圍更廣，填補諸多空白。比如，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資源稅法（征求意見稿）》，資源稅法呼之欲出。

頂層設計發力，為各方實踐提供了支撐，指明了方向。

激勵作用進一步顯現，有力推動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

近年來，環境經濟政策向縱深發展，對污染防治、生態保護、高質量發展的拉動作用逐步加大。

在污染防治方面，環境財政貢獻較大。2017年，中央財政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專項資金規模達497億元，總投資約3000億元的水污染防治工程項目進入中央項目儲備庫，新能源、綠色農業等領域享受環保補貼。各地也積極出臺補貼政策，2017年，北京市完成900余個村莊“煤改清潔能源”工作，天津市完成16.6萬居民“煤改電”工程。京津冀加速污染治理進程，大氣環境質量明顯改善。

PPP模式有效發揮作用。截至2017年11月，全國PPP項目6806個，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項目達485個，占項目庫總項目數量的7.13%，污水、垃圾處理項目全面實施PPP模式，加速了污染治理設施建設。

在生態保護方面，生態補償政策效果顯著。一方面，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財政轉移支付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2017年，轉移支付縣市區數量由原來的676個增加至816個，轉移支付預算數為627億元，比2016年執行數增加57億元。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已占國土面積一半以上。由于具有重要生態地位，這些地區的開發往往受到一定限制。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大大提升了當地政府保護生態的積極性，實現了發展與保護的平衡。

另一方面，橫向生態補償機制探索加快。從流域來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試點進展順利，取得明顯成效。最新報告顯示，新安江作為我國首個試點流域，2012年至2017年，上游總體水質為優。

從空氣質量來看，一些地方出臺了生態補償方法。如山東省按照每改善（惡化）1個百分點，省對市（市向省）補償20萬元的標準計算補償資金額度。這些機制獎懲分明，甚至帶有“對賭”意味，地方政府既感壓力，更感動力，生態環境保護積極性顯著提高。

除了生態補償，綠色保險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也逐步發揮作用。在高風險行業環境污染強制保險試點的基礎上，相關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也已出臺，損害生態環境的現象將得到一定遏制。

政策綠色化水平進一步提升，推動形成綠色生產方式

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更多是通過內化環境成本、推動企業產業轉型升級體現。這一點，綠色稅收、綠色金融、環境價格等政策表現明顯。

從綠色稅收來看，1月1日，環保稅正式開征，成為我國第十八個稅種，填補了稅制體系的空白。

在媒體相關調查中，“剛性”“轉型升級”是企業主的普遍感受。

一位企業主管說，稅比費具有更強的剛性，特別是對于上市公司而言，關于稅收的負面新聞將嚴重影響股價。開征環保稅使企業短期面臨一定壓力，但隨著產品轉型升級，就能減少稅收成本。

有人說，環保稅就是要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企業算清糊涂賬。推動企業轉型、產業升級，本就是環保稅的題中之意。

事實上，我國早前取消部分兩高產品出口退稅，也是為了取消“兩高一資”行業的政策紅利，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從綠色金融來看， 2017年，中國在境內和境外發行綠色債券123只，規模達2486.797億元，約占同期全球綠色債券發行規模的25%。

綠色債券發行規模和發行量穩步推進，培育了綠色市場，吸引了金融機構和企業等多類主體加入，推進了綠色產業發展，形成了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合力。

從環境價格來看，階梯電價等政策效益突出。2017年，我國對鋼鐵行業實行更嚴格的差別電價和階梯電價政策，鋼鐵行業淘汰類加價標準由每千瓦時0.3元提高至0.5元。

“運用價格手段可以迫使違規產能退出，依靠市場競爭來出清低效產能。”專家這樣評價。

綠色消費政策不斷完善，助推生活方式轉變

環境經濟政策的突出進展，還表現在綠色消費方面。

十部委出臺的《關于促進綠色消費的指導意見》，涉及綠色采購、領跑者制度、階梯水價、新能源汽車補貼等。近年來，這些政策持續推進。

綠色采購制度穩步落實。相關部門已發布23期節能產品政府采購清單、20期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清單。

領跑者制度不斷完善。目前，已經確定鋼鐵、電解鋁等6個行業能效“領跑者”企業名單。

如果說這兩項政策主要在推進政府和企業踐行綠色理念，階梯水價、新能源汽車補貼等政策則直接影響公眾的消費行為。

在階梯水價方面，截至2017年底，31個省（區、市）全部建立實施居民階梯水價制度，有效調動了居民節約水資源的積極性。

在新能源汽車補貼方面，2017年7月，13個省市出臺了相關政策，促進更多公眾選擇新能源汽車。

從生產到消費，從政府到企業再到公眾，環境經濟政策正在多環節、多層面發力。

在各方的關注和努力下，環境經濟政策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良性循環。

“強化環境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提高政策的系統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爭取在進一步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方面邁出堅實步伐。”《“十三五”環境政策法規建設規劃綱要》對環境經濟政策發展提出了明確目標。相信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各方的積極推動下，環境經濟政策在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中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