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氣候減排的國際治理將類似于小布什退出《京都議定書》時期的缺少美國有效參與的情況。但與小布什時期不同，經過10多年發展，世界格局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就低碳技術的未來發展而言，美國、中國、歐洲各有優勢與特點，存在較大的合作空間與互補性。美國之外，歐洲具有很多具有歷史積淀的實力雄厚的高科技公司以及新能源產業，而中國具有較低的各種要素價格與完善的制造能力。技術的研發、生產、應用、普及，彼此間都具有較強的外溢效應。

 

今后幾年，各國肯定要討論評估《巴黎協定》的進展，進行差距分析，并進一步增強“減排”雄心等?？梢钥吹剑瑲W洲問題多多，排放份額也在日益縮小，是否可承擔過去一個時期事實上領導者的角色，其政治意愿與能力均存疑。而中國已經率先表示將遵守《巴黎協定》承諾，這本身就是領導力的表現。中國將有望與其他大國、國際聯盟一道推動整個體系繼續運轉。

 

當然，中國是否承擔更大的角色與領導力，也要取決于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條件，需要更加審慎細致研究。但有一點非常確定，氣候變暖問題的全球解決方案是必要的，而中國的環境污染、產業升級轉型以及新經濟增長點的培育是必須的，中國需要考慮更嚴格的氣候約束，也就是氣候變化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與適應成本。

 

就具體影響而言，首先，資金方面，雖然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一些國家所需要的發展資金短期會受到沖擊，但應當看到，技術在持續進步，經濟性逐漸改善，越來越多國家的民眾愿意為了更清潔、更安全的能源系統買單，這都是資金需求有望在系統層面得以解決的好消息。而促使減排能夠發生在成本最低的部門、產業、技術上，也將成為各國合作需要致力的目標。

 

其次，就全球清潔能源發展而言，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影響還需要更加細致評估。仍如筆者前述所言，相比較于“不退出”，“退出”沒有什么大的實質性區別。美國因頁巖油氣的發展，碳排放下降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協定中額外的減排努力不算大。其次這種區別在短期無疑是增加排放的趨勢，但是長期衍生的技術、經濟、環境變化存在著非常復雜的互動影響，整體將高度依賴于一些前提條件。

 

第三，就可再生能源而言，首先，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激勵政策，包括稅收返還，綠色證書都是很“市場”的機制，具有法律保障的執行力，與特朗普聯邦政府“退出”與否關系不大;而煤炭的高成本，也使得其“煤炭友好”的政策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因此，可再生能源(主要應用在電力部門)將受到何種影響，可能還需要一個很長的傳導鏈。

 

致于長期的油氣價格影響將取決于各種因素的復雜互動。特朗普推行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政策往往意味著利率與匯率的變化。如果美國的化石能源生產相比“不退出”而明顯擴大，資本與人力等投入要素將更多轉向傳統能源部門，經濟短期內可能會出現更大增長，利率上漲，美元走強，也會抵銷國際市場供給增加的壓力。

 

筆者更傾向于把能源轉型與應對氣候變化看做是一個共同努力與互動的過程。其中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與超越主管努力、“成事在天”的因素。

 

可再生能源一旦變得比化石能源發電便宜，能源轉型、污染減排、溫室氣體減排就能自然完成，這將是工程師與技術專家的功勞。但如何需要更長時間實現平價可再生能源，仍離不開政策助力。當然，社會公眾的需求永遠是個可能的顛覆性因素。如果消費者能自愿消費0.5元/度的可再生能源，而棄用0.2元/度的煤電，電力在消費端就會成為非均一的產品，能源轉型與減排問題也能解決，而這種情況已經出現在北歐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