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中國太陽能光伏發電發展極為迅速,裝機量與發電量一躍成為世界第一。2011年,中國光伏總裝機僅2GW(200萬千瓦);而同年世界光伏領頭羊德國的光伏總裝機為24GW。至2016年年末,短短五年間,中國光伏累計裝機達到77GW,幾乎達到同期德國40GW的兩倍。2016年全年,中國并網光伏發電占總發電量占比雖然只有1.1%,但其總量已超過世界3/4國家的總發電量。中國光伏大幅度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補貼與政策支持。
與歐洲絕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對可再生能源采用了固定上網電價補貼政策。這一政策可以在成本與市場急劇變化的情況下,錨定今后一段時期的收益率,有利于激發投資者熱情,鼓勵行業先行者,已被國際上驗證為最行之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之一。
那我國這些年來的光伏補貼,是高了還是低了?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處于什么樣的水平?
由于光伏發電有其特殊性,直接在數字上進行比較并不客觀,所以需要進行折算,將不同背景化為同等條件。目前中國與德國均是光伏大國,體量大、實力強,也采用了相似的固定上網電價補貼政策,因此最適合進行比較。但必須進行如下考量:
首先,光伏有集中式與分布式之分,安裝地點不同,規模不同,其補貼不盡相同,要先明確比較主體。中國光伏以集中式光伏電站為主,集中安裝在西北地區。因此,中國的光伏補貼以I類資源區的標桿上網電價計算比較恰當。德國光伏以分布式為主,國土面積較小,其光伏補貼適宜按各種規模項目的補貼平均值衡量。
其次,補貼高不高直接對標的是成本,同樣數值的補貼,成本低的相應補貼效應高。由于中國制造業強、人力成本較低、項目規模較大以及關稅與進出口政策影響等因素,這些年中國光伏的綜合安裝成本比德國低30%-40%。
最后,光伏也靠天吃飯,不同的光照條件,也會對補貼水平高低的判斷產生影響。中國西北部光照條件較好,而德國緯度高,氣候濕潤,平均光照條件一般,有效日照小時數大約是中國西北的一半。因此,中國光伏的回收期比德國短一半。按中國7-8年收回成本計,中國光伏項目在資金成本上有約15%的優勢。
因此,折算到同等情況,中國光伏補貼需要在數字上上浮約50%。
2013年,中國光伏補貼政策剛剛出臺時,上網電價為每千瓦時 0.9元, 2017年降為每千瓦時0.65元,五年時間下降近三分之一。德國光伏補貼開始于2004年,初始上網電價高達50歐分;2013年平均上網電價約為13歐分(按現匯率折算為人民幣1元/千瓦時),2017年平均為11.7歐分(0.9元/千瓦時),但近期降速下降減緩。因此,綜合比較,可以認為,2013年中國光伏補貼高于德國35%,但到2017年時,兩者則已基本持平。
可見,隨著光伏行業逐漸成熟,中德兩國的實際補貼已趨于一致,世界上不再存在大規模的“補貼高地”。
然而,政策上的補貼只是光伏補貼的一個組成部分,要全面分析補貼的高低,還必須綜合國情與市場發展階段綜合考慮:
第一,雖然德國政策上直接給予光伏電站的上網價格與中國持平,但德國現行銷售電價高達人民幣3元每千瓦時,其中有約8角錢是可再生能源附加費——這一部分是由消費者補給可再生能源的。德國可再生附加費基本上逐年上升,僅此一項已相當于中國許多地區的銷售電價;而中國電價中的可再生附加不足2分錢(兩國的可再生附加都并不單單針對光伏)。可以看出,德國消費者另外支付了很大一部分的光伏補貼,而中國光伏補貼主要由政府與終端電價的交叉補貼負擔。
第二,“中國光伏補貼很高”這一印象,很大程度上是與火電標桿上網電價對比而產生的。中國煤炭資源豐富,火電占絕對優勢,發電設施較為先進;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現狀,環境成本也相對較低,因此火電標桿電價遠遠低于光伏。德國煤炭資源稟賦低于中國,火電成本較高,各發電品種的銷售電價差異不大,加上電力市場化程度高,風電光伏分時銷售電價常常很低,有時甚至為負數。因此,與其說中國光伏電價較高,不如說中國火電電價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更為恰當。
第三,對于任何新能源,在起步階段給予較高的補貼是合理的。中國光伏行業起步首先是為歐洲市場生產設備,本國安裝市場發展比較晚,在近五年才開始爆發式增長。除了國家統一的補貼,中國光伏也存在著地方補貼、項目補貼、企業補助等公開形式以及一些隱性形式的補貼,這是行業發展初期培育市場、保護產業的必然要求。
當然,在中國光伏行業發展中,的確存在重安裝輕發電、某些地方項目補貼偏高、“騙補”等現象。但用發展的眼光看,這也許是任何行業起步中難以避免的。
中國光伏補貼水平總體上是趨于合理的,而且日益市場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由于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與補助,中國光伏的技術進步和成本下降才能如此迅速,甚至大大突破了西方國家光伏技術發展的學習曲線。如果不考慮并網成本,光伏發電側平價上網在10年內很有可能實現。由于光伏的靈活性,其在可再生發電中將占據越來越重的份額,可為“十三五”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乃至2030年中國能源總體戰略轉型做出突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