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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談論疫后經濟形勢的時候，一種思路是觀察各種經濟數據，以及這些數據背后的周期規律，通過與歷史走勢的相似性進行比較分析，并得出推論判斷。另一種思路，是留意經濟數據背后的供需行為，從供給與需求自身遵循的規律來判斷未來。
從決定經濟周期、甚至是周期背后供需變化的三大構成因素——政府、企業、家庭三個維度分析，很容易就可以判斷，即便沒有新冠疫情帶來的外部沖擊，2020年我國經濟也將陷入苦戰。在這一場波及到社會各個層面，甚至是全世界的疫情中，這場苦戰勢必演變為“血戰”。
據國家經濟機構數據及測算結果顯示，在2020年1、2月，疫情對我國國內消費的總影響將達到1.38萬億元人民幣，占比2019年總消費5.5個百分點；去年我國國內消費占GDP增長的貢獻度已經超過60%，今年一季度經濟的負增長，將會連帶GDP下降3~4個百分點。
長久以來，電力行業與社會經濟發展休戚相關。雖然此次疫情對于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波及影響程度大有不同，但電力作為經濟版圖的重要構成也難以獨善其身——始于正月的疫情防控措施及超長假期，打破了我國全社會用電量的常規走勢，往年在正月出現的電力消費拐點并未如期到來，用電量持續低位徘徊，疫情對于二、三產業沖擊導致全社會用電量的下降幅度甚是可觀。
根據2016~2019年我國電力彈性系數加權平均估算，此次疫情將下拉全社會用電量330~1000億千瓦時左右，影響2020年全社會用電增速0.46~1.39個百分點，聯動傳導GDP增速下滑1~3個百分點。僅從需求側觀察，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全社會用電量增長勢必承壓，同時發電側還將面臨由于復工延期帶來的工程項目進度延遲，產業鏈上游供應緊張，燃料物料成本上漲等一系列不確定因素。在經歷了前兩年2輪降電價和市場化交易的洗禮后，市場環境更為嚴峻，電力行業在今年的開局也更加艱難。
然而，歷史這位忠誠的記錄者也告訴我們，人類曾無數次與疫情交手，雖代價慘痛，但最終都以勝利告終。疫情帶來最大的考驗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如何在被打亂的社會秩序中形成新的社會凝聚力。
隨著疫情走勢輪廓的逐步清晰，這只發生概率極低但破壞性極強的“黑天鵝”終將離去。“十三五”收官，決勝小康，全面實現脫貧攻堅，所有的既定目標都伴隨著社會機器的轟鳴聲漸行漸近。
但與人類將長期和病毒作抗爭一樣，新冠疫情帶來的負面沖擊將長久考驗我國經濟的韌性與耐受力，也將交由中小企業接手經營空窗期后繼續與經濟下行壓力的持續較量。
顯然，電力在2020年的關鍵詞已不單單是“支撐”與“保障”——如何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維系好自身的發展，體現的不僅僅是轉危為機的能力。對于電力企業而言，這場艱巨且持久的電力戰“疫”才剛剛打響。
在用電量下滑的背后
是疫情對電力產業鏈的沖擊
資本市場對于經濟波動的嗅覺最為靈敏，反映也最為直觀。
從疫情防控手段實施初始，三大指數大幅低開，滬深兩市紅盤個股僅百余只，其中能源板塊各大股指全線飄綠，漲幅均超過-9%，新能源的漲跌值超過-138。在一月下旬就有不少聲音呼吁，適當延長光伏電站并網申報期限，以及2020年競價和平價項目的申報時間節點。
事實上，市場出現恐慌情緒未必全無道理。本次疫情除了對于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形成明顯沖擊外，更為嚴重的，是產業鏈波及效應產生的連帶反應。
“目前我們最大的困難是供應鏈沒有恢復。很多項目沒有辦法如期申報并網，企業的業績將直接受到影響。”光伏企業從業者告訴記者，由于復產復工延遲、用工緊張、物流中斷，光伏產業整體產能利用率已經出現明顯下滑。人工、原輔料、折舊、運營等一系列成本的大幅上升，嚴重拖緩新能源平價上網進程。
“上游供應鏈吃緊，進而對下游市場產生的抑制作用，將會導致2020年我國光伏新增裝機減少近5吉瓦。”眼下，我國在近幾年大力扶植和培育的戰略型產業，正在經受著國內外兩個市場的嚴峻考驗。
作為全球最大的光伏組件出口國，上游制造端的產能下滑已導致大量海外訂單交付延遲，進而波及到印度及多個亞太國家的并網進程。印度工業商會則在近期表示，“進口零部件的短缺將成為‘印度制造’的機會，印度將借此打造一個強大而有競爭力的國內光伏制造業。”
盡管也有業內人士對于產業走勢給出了較為樂觀的分析，認為“疫情對于新能源產業鏈的影響僅局限于短期波動，隨著國內新能源政策的逐步落地，海外訂單的逐步回暖，新能源產業仍有望維持全年高景氣狀態。”但全國總體用電負荷下降引發棄電率陡增的情況引起了產業內所有人的警惕。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副理事長王勃華透露，“由于國家大型工礦企業停產停工，1月，某技術領跑者項目的棄電比例高達50%，2月的情況還在加劇，甚至在前幾天限電率達到100%。山東、山西、安徽、云南、青海等多個地區都陸續出現了高比例棄電的情況。”
顯然，與產業鏈的小幅波動相比，電力行業還面臨更大的威脅——用電負荷作為電力經濟鏈條中最為重要的核心環節，每出現一次細小的波動，都挑動著產業鏈上所有企業的神經。
由于工廠停工或延遲復工，線下零售實體閉門謝客，發電、電網企業的主營收入必將出現大幅下滑。對于身處電力產業鏈下游，且中小型企業更為集中的售電領域，由于自身業務鏈條較短、業務類型更為集中，已經有部分市場主體挺不過與黑天鵝的周旋而黯然離場。
“本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今年，但是突發疫情中斷了售電交易。沒有電量就沒有盈利，幸虧國家出臺了偏差免考核制度，要不罰款都能罰破產。”售電領域專業人士告訴記者，“現在售電領域的行業分化和集中度越來越明顯。有電網或發電背景的售電公司目前都能正常運轉，更多是擔心代理的外貿出口企業受到疫情影響減少用電量，只要做好偏差考核，還有后續繼續開拓新客戶能力，一般受影響不大。但是對于部分以社會資本為主，抗風險能力更為薄弱的中小型售電公司，一方面需要面對70%左右的電量下滑，另一方面還要面臨著人工、房租等日常成本的大筆開銷，現金流不保，撐不過疫情結束，有些售電公司已經選擇退出了。”
在需求側明顯削弱的背景下，1月份，全國五大發電集團發電量同比下降5.85%，2月份單日發電量較去年同期最大下滑40%，日均煤耗創近四年新低。在工業重鎮廣東，部分電廠的發電量不足去年同期的一半；在經濟活躍的長三角地區，浙江電網全停電廠基本沒有實現復役；在能源基地集中的西北地區，也出現了98%的電廠實行單機運行的情況。預計在3月，復工進度及疫情管控對發電量的影響還會持續。
突發的新冠疫情打亂了社會正常的生產生活節奏，對經濟增長形成了強大的短期沖擊，對能源消費和電力產業的影響不容回避。“用電縮減，保供有余，開機不足，過剩加劇，業績轉差”，這一業內資深人士作出的20字判斷，與年初“全社會用電量增速保持4%~5%”的預期形成明顯反差。
從近期來看，對于全社會用電量貢獻率近7成的第二產業而言，紡織、電力電子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受疫情影響，用電量已出現大幅滑坡，有色、鋼鐵等高載能行業受到物流中斷等影響，呈現供需兩端受挫局面，給本已進入下行通道的電力消費雪上加霜。
從遠期觀察，在零售、旅游、餐飲、住宿等業態更為集中的第三產業，盡管疫情結束后有望實現快速復蘇，甚至某些領域還可能出現恢復后的“報復性反彈”，但由于產業鏈的傳導和波動，疫情對于第三產業的影響也將進一步在第一、二產業顯現，尤其是通過需求、消費逐步波及制造業，導致用電量增長逐步承壓，電力消費增速將出現環比下降。
更為嚴峻的是，原本由于貿易摩擦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已經在推進中的生產及供應基地外遷，可能由于此次疫情的暴發而加速，一旦跨國企業實施供應鏈分散的舉措，不僅會影響到我國中長期對外出口貿易，還會大幅抑制加工制造業的用電負荷，甚至形成不可挽回的負荷損失，導致全社會用電量進一步承壓下挫。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電力“先行官”不僅要與疫情帶來的負面沖擊作抗爭，還要肩負起更重的社會責任。在國家出臺一系列金融、財稅、復工、穩崗等救助政策后，電力企業及時跟進了多重舉措幫扶中小企業共度難關。
客觀來說，這些舉措都將有利于扶植實體經濟快速復蘇、保障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但對電力企業而言，卻意味著更加嚴峻的市場環境，和實實在在的付出。
近年來我國電力行業的政策對于電力企業而言可謂“利好不多利空多”，特別在電價政策上，政府、市場雙管齊下——2019年，在實現2018年一般工業電價降10%的基礎上再降10%，年均降低企業用電成本846億元，兩輪共降低各類用戶用電成本超2000億元；同時，通過電力市場化交易電量達到2.83萬億千瓦時，占比全社會用電量近40%，度電平均讓利近0.04元/千瓦時，其中煤電的市場化率近60%，而全國火電平均利用小時數已從2011年5305小時下降至2019年的4293小時，整個電力行業，特別是火電板塊出現大面積虧損。在日趨嚴苛的市場環境中，從發電側到電網側紛紛壓減投資，其中電網投資在2019年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
可以預見的是，經此一疫，我國發電領域去產能的進程將會提速，一批落后產能加速淘汰退出，馬太效應進一步顯現——具有成本優勢的大容量機組和基地型煤電一體化項目將會殺出重圍，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的能源電力企業將會面臨更大壓力；同時在電網側和新能源發電技術領域也會催生和涌現出一批綜合能源、大數據、智能應用等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新業態，“線上+線下”并舉將替代傳統生產經營運維模式，科技創新將為行業集聚新的動能。
但是不能忽視的是，目前我國仍處于三期疊加階段，外部環境依然多變，內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國家將繼續堅持推行“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并采取多種措施降低疫情對營商環境帶來的影響，持續降低全社會，特別是中小企業用能成本。
大疫當前，降低自身盈利，甚至是以短期虧損來換得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行是央企履行社會責任的應有之義。但對于具有公共事業和企業雙重身份的電力企業而言，完成好國資委年度經營指標考核，并實現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同樣也是客觀需要。面對政策“硬約束”和“保負荷”的新常態，電力行業又是否能以“兩全之策”，在促進電力消費增長和貢獻社會責任的最大公約數中贏得更多回旋余地？
階段性降電價后
需要立足市場與體制變革謀發展
“疫后經濟必然會出現反彈，但是我們要把這個反彈做成強勁的反彈，讓政策和市場同步發力，用10倍的努力推動經濟發展，才能夠實現和完成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在分析2020年經濟發展形勢時強調。
“10倍努力”，是被這位知名經濟學家反復提及的字眼。
盡管降低用能成本不如金融、財稅等宏觀經濟政策對于實體經濟的刺激來得直接和明顯，但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嵌入實體經濟方方面面的電力價格，顯然對于拉動疫后經濟恢復，刺激電力消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作為助力復產復工的階段性政策，此輪階段性降電價、減免容量電費所涉及的金額和范圍已經超過了此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到“降低制造業電價5%”的范疇。同時，預計今年兩會上宣布持續降低實體經濟用能成本已成為大概率事件。在繼煤電、電網領域不同程度地通過市場安排和行政指令爭相讓利后，水電、核電等邊際成本較低的電源或將接棒，成為未來降電價的主力軍。
然而，受制于資源稟賦的制約，水電、核電的降價紅利往往容易被遠距離輸送成本反噬，因而產生的促進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區域分布特性。且更為重要的是，電力的使用價格僅僅是企業用能成本的部分支出，普惠性降電價的幅度并不能完全體現對實體經濟幫扶的貢獻度。
在龐雜的電價體系中，不同類型的用戶繳納的度電電費折算入單位用電成本會出現較大差異。正是由于電價結構、獲得電力的成本均是影響用戶用能成本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后續的降價大潮中，單純依靠電力企業的力量則顯得有些單薄。若要完成“10倍努力”的預期效果，仍需要政策、市場和企業的共同發力。
在導致工商業用電成本普遍較高的種種原因中，交叉補貼始終是繞不開，也是最難解的“疙瘩”。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倒掛的電價已無法及時向市場傳導的當下。
長久以來，通過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間，電價承受能力強與弱的不同用戶間發生的交叉補貼，我國實現了電力普遍服務等政府公共政策目標，但是卻選擇性地忽略了由于工商業與居民間交叉補貼引發的年均近千億元的社會福利總損失。
事實上，早在2017年7月，國家發改委在關于我國價格市場化改革的新聞發布會上就曾提出，要“妥善解決交叉補貼問題”；同年11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關于全面深化價格機制改革的意見》也曾明確，“研究逐步縮小電力交叉補貼，完善居民電價政策。”
但是，在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穩定社會民生的左右手互搏中往往難尋最優解。通過對交叉補貼與社會福利凈損失對工業發展與居民生活影響的比較分析中發現，電力交叉補貼所得額占比居民工資總額的1.59%，短時間內通過大幅提高居民用電價格以降低工商業電價水平依然存在不小難度。
當下，我國正在從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向1.5萬美元的中高收入水平邁進，第三產業和城鄉居民用電量對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50%，無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還是釋放國內需求和消費升級的客觀發展需要，都與十余年前交叉補貼實施的初衷和背景發生了明顯改變。
降低企業用能成本的政策不能局限于簡單的利益調整，降低企業的用能成本需要轉換并聚焦有利于充分釋放生產力和提高生產效率的共贏方案。隨著電價體系逐步趨于完善，分時電價、分季節定價等需求側管理手段，都可以與現行的居民階梯電價相結合，在逐步將居民用電成本向合理化方向靠攏的同時，緩解交叉補貼對于工商業積年的沉重負擔，進而形成在較少降低居民用戶用電效用的前提下較大幅度降低全社會用電成本的預期效果。
對于全社會用電量占比近7成的第二產業而言，改變當前分時電價“一刀切”的現狀，以區域特性和產業結構為基礎，進一步細化分時電價的種類和價格區間，以更加適用于用戶彈性生產，更為精細化的區別定價，一方面引導企業合理錯峰減容，另一方面避免低效產能“搭便車”，進而提高電力設施利用效率，以降低不必要的發電和電網容量投資，延展降低電價的可行性操作空間。
在用能成本構成的另一端，“獲得電力”的成本，近年來與“優化營商環境”一道，成為被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
當前，隨著優化營商環境等諸多政策的落實實施，我國“獲得電力”指數在電力接入的成本、響應時效和服務質量上都已大幅提升。但是面向于企業的降成本長效激勵機制，以及用戶側專業的服務市場還未見雛形，售電領域和節能服務公司普遍還未能將降低用電成本的服務進一步延伸至企業內部。
根據相關調研結果顯示，為了避免后續增容，目前全國絕大部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新裝用電負荷均超過實際用電需求，這不僅會拉高用戶在基本電費上的支出，也會造成電網企業的投資浪費。與此同時，目前眾多企業都面臨著配電設備老化帶來的安全風險和電能損失，即便是有專業團隊進行管理，也涉及到企業人工成本的增加。
無論用電成本在企業經營成本的占比高低，企業都存在降低用能成本的天然訴求。單純依賴于電網企業提供主動服務，始終存在著供用兩端利益此消彼長的悖論，正因如此，通過市場服務于企業已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
即便在以配網為依托的商業模式創新背后，依然涉及到許多體制機制的掣肘，但隨著售電側、增量配電改革的艱難挺進，企業節能及綜合能源服務管理的新藍海已經吸引著眾多社會資本前赴后繼。當資本就位后，則等待體制發力來徹底撬動用戶側服務市場的放開——通過允許專業的配售電公司通過代管、租賃、收購或混合所有制改造等方式，激發企業降低用能成本的外部市場活力，吸引社會資本投資，進一步減輕政府、企業的資金投入。
同時，針對于解決企業實際用電需求的優化分析、配電設備運維，以及紅線外的外接線路工程，不僅可以大幅降低企業獲得電力的成本，同時也可以與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結合，通過市場化運作進一步實現規模效應，提升服務效率的同時增強企業獲得感。
非常時期，往往意味著非同尋常的機遇。疫情或許將改變社會治理的傳統方式，改變企業生產運營的思維模式，抗擊疫情也為電力體制改革營造了一次再提速的良好契機。
在疫情面前，各方的利益訴求都將重新歸位于國家經濟發展這個根本出發點上來，電力體制改革曾經遭遇的種種阻力，在此時或將劃轉為奔涌前行的動力。在體制機制創新的助推下，中央、地方、企業、用戶都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決心中獲得更為持久的推動力。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多個省區市新增確診病例0增長，為打贏疫情阻擊戰再添砝碼。可以說在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缺位，共同鑄成了全民打贏抗疫總體戰的信心。無論疫情面前，或是疫后經濟恢復，電力行業都已經并持續貢獻自己的“10倍努力”，為完成國家各項經濟發展指標賦能聚力。
從決定經濟周期、甚至是周期背后供需變化的三大構成因素——政府、企業、家庭三個維度分析，很容易就可以判斷，即便沒有新冠疫情帶來的外部沖擊，2020年我國經濟也將陷入苦戰。在這一場波及到社會各個層面，甚至是全世界的疫情中，這場苦戰勢必演變為“血戰”。
據國家經濟機構數據及測算結果顯示，在2020年1、2月，疫情對我國國內消費的總影響將達到1.38萬億元人民幣，占比2019年總消費5.5個百分點；去年我國國內消費占GDP增長的貢獻度已經超過60%，今年一季度經濟的負增長，將會連帶GDP下降3~4個百分點。
長久以來，電力行業與社會經濟發展休戚相關。雖然此次疫情對于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波及影響程度大有不同，但電力作為經濟版圖的重要構成也難以獨善其身——始于正月的疫情防控措施及超長假期，打破了我國全社會用電量的常規走勢，往年在正月出現的電力消費拐點并未如期到來，用電量持續低位徘徊，疫情對于二、三產業沖擊導致全社會用電量的下降幅度甚是可觀。
根據2016~2019年我國電力彈性系數加權平均估算，此次疫情將下拉全社會用電量330~1000億千瓦時左右，影響2020年全社會用電增速0.46~1.39個百分點，聯動傳導GDP增速下滑1~3個百分點。僅從需求側觀察，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全社會用電量增長勢必承壓，同時發電側還將面臨由于復工延期帶來的工程項目進度延遲，產業鏈上游供應緊張，燃料物料成本上漲等一系列不確定因素。在經歷了前兩年2輪降電價和市場化交易的洗禮后，市場環境更為嚴峻，電力行業在今年的開局也更加艱難。
然而，歷史這位忠誠的記錄者也告訴我們，人類曾無數次與疫情交手，雖代價慘痛，但最終都以勝利告終。疫情帶來最大的考驗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如何在被打亂的社會秩序中形成新的社會凝聚力。
隨著疫情走勢輪廓的逐步清晰，這只發生概率極低但破壞性極強的“黑天鵝”終將離去。“十三五”收官，決勝小康，全面實現脫貧攻堅，所有的既定目標都伴隨著社會機器的轟鳴聲漸行漸近。
但與人類將長期和病毒作抗爭一樣，新冠疫情帶來的負面沖擊將長久考驗我國經濟的韌性與耐受力，也將交由中小企業接手經營空窗期后繼續與經濟下行壓力的持續較量。
顯然，電力在2020年的關鍵詞已不單單是“支撐”與“保障”——如何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維系好自身的發展，體現的不僅僅是轉危為機的能力。對于電力企業而言，這場艱巨且持久的電力戰“疫”才剛剛打響。
在用電量下滑的背后
是疫情對電力產業鏈的沖擊
資本市場對于經濟波動的嗅覺最為靈敏，反映也最為直觀。
從疫情防控手段實施初始，三大指數大幅低開，滬深兩市紅盤個股僅百余只，其中能源板塊各大股指全線飄綠，漲幅均超過-9%，新能源的漲跌值超過-138。在一月下旬就有不少聲音呼吁，適當延長光伏電站并網申報期限，以及2020年競價和平價項目的申報時間節點。
事實上，市場出現恐慌情緒未必全無道理。本次疫情除了對于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形成明顯沖擊外，更為嚴重的，是產業鏈波及效應產生的連帶反應。
“目前我們最大的困難是供應鏈沒有恢復。很多項目沒有辦法如期申報并網，企業的業績將直接受到影響。”光伏企業從業者告訴記者，由于復產復工延遲、用工緊張、物流中斷，光伏產業整體產能利用率已經出現明顯下滑。人工、原輔料、折舊、運營等一系列成本的大幅上升，嚴重拖緩新能源平價上網進程。
“上游供應鏈吃緊，進而對下游市場產生的抑制作用，將會導致2020年我國光伏新增裝機減少近5吉瓦。”眼下，我國在近幾年大力扶植和培育的戰略型產業，正在經受著國內外兩個市場的嚴峻考驗。
作為全球最大的光伏組件出口國，上游制造端的產能下滑已導致大量海外訂單交付延遲，進而波及到印度及多個亞太國家的并網進程。印度工業商會則在近期表示，“進口零部件的短缺將成為‘印度制造’的機會，印度將借此打造一個強大而有競爭力的國內光伏制造業。”
盡管也有業內人士對于產業走勢給出了較為樂觀的分析，認為“疫情對于新能源產業鏈的影響僅局限于短期波動，隨著國內新能源政策的逐步落地，海外訂單的逐步回暖，新能源產業仍有望維持全年高景氣狀態。”但全國總體用電負荷下降引發棄電率陡增的情況引起了產業內所有人的警惕。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副理事長王勃華透露，“由于國家大型工礦企業停產停工，1月，某技術領跑者項目的棄電比例高達50%，2月的情況還在加劇，甚至在前幾天限電率達到100%。山東、山西、安徽、云南、青海等多個地區都陸續出現了高比例棄電的情況。”
顯然，與產業鏈的小幅波動相比，電力行業還面臨更大的威脅——用電負荷作為電力經濟鏈條中最為重要的核心環節，每出現一次細小的波動，都挑動著產業鏈上所有企業的神經。
由于工廠停工或延遲復工，線下零售實體閉門謝客，發電、電網企業的主營收入必將出現大幅下滑。對于身處電力產業鏈下游，且中小型企業更為集中的售電領域，由于自身業務鏈條較短、業務類型更為集中，已經有部分市場主體挺不過與黑天鵝的周旋而黯然離場。
“本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今年，但是突發疫情中斷了售電交易。沒有電量就沒有盈利，幸虧國家出臺了偏差免考核制度，要不罰款都能罰破產。”售電領域專業人士告訴記者，“現在售電領域的行業分化和集中度越來越明顯。有電網或發電背景的售電公司目前都能正常運轉，更多是擔心代理的外貿出口企業受到疫情影響減少用電量，只要做好偏差考核，還有后續繼續開拓新客戶能力，一般受影響不大。但是對于部分以社會資本為主，抗風險能力更為薄弱的中小型售電公司，一方面需要面對70%左右的電量下滑，另一方面還要面臨著人工、房租等日常成本的大筆開銷，現金流不保，撐不過疫情結束，有些售電公司已經選擇退出了。”
在需求側明顯削弱的背景下，1月份，全國五大發電集團發電量同比下降5.85%，2月份單日發電量較去年同期最大下滑40%，日均煤耗創近四年新低。在工業重鎮廣東，部分電廠的發電量不足去年同期的一半；在經濟活躍的長三角地區，浙江電網全停電廠基本沒有實現復役；在能源基地集中的西北地區，也出現了98%的電廠實行單機運行的情況。預計在3月，復工進度及疫情管控對發電量的影響還會持續。
突發的新冠疫情打亂了社會正常的生產生活節奏，對經濟增長形成了強大的短期沖擊，對能源消費和電力產業的影響不容回避。“用電縮減，保供有余，開機不足，過剩加劇，業績轉差”，這一業內資深人士作出的20字判斷，與年初“全社會用電量增速保持4%~5%”的預期形成明顯反差。
從近期來看，對于全社會用電量貢獻率近7成的第二產業而言，紡織、電力電子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受疫情影響，用電量已出現大幅滑坡，有色、鋼鐵等高載能行業受到物流中斷等影響，呈現供需兩端受挫局面，給本已進入下行通道的電力消費雪上加霜。
從遠期觀察，在零售、旅游、餐飲、住宿等業態更為集中的第三產業，盡管疫情結束后有望實現快速復蘇，甚至某些領域還可能出現恢復后的“報復性反彈”，但由于產業鏈的傳導和波動，疫情對于第三產業的影響也將進一步在第一、二產業顯現，尤其是通過需求、消費逐步波及制造業，導致用電量增長逐步承壓，電力消費增速將出現環比下降。
更為嚴峻的是，原本由于貿易摩擦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已經在推進中的生產及供應基地外遷，可能由于此次疫情的暴發而加速，一旦跨國企業實施供應鏈分散的舉措，不僅會影響到我國中長期對外出口貿易，還會大幅抑制加工制造業的用電負荷，甚至形成不可挽回的負荷損失，導致全社會用電量進一步承壓下挫。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電力“先行官”不僅要與疫情帶來的負面沖擊作抗爭，還要肩負起更重的社會責任。在國家出臺一系列金融、財稅、復工、穩崗等救助政策后，電力企業及時跟進了多重舉措幫扶中小企業共度難關。
客觀來說，這些舉措都將有利于扶植實體經濟快速復蘇、保障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但對電力企業而言，卻意味著更加嚴峻的市場環境，和實實在在的付出。
近年來我國電力行業的政策對于電力企業而言可謂“利好不多利空多”，特別在電價政策上，政府、市場雙管齊下——2019年，在實現2018年一般工業電價降10%的基礎上再降10%，年均降低企業用電成本846億元，兩輪共降低各類用戶用電成本超2000億元；同時，通過電力市場化交易電量達到2.83萬億千瓦時，占比全社會用電量近40%，度電平均讓利近0.04元/千瓦時，其中煤電的市場化率近60%，而全國火電平均利用小時數已從2011年5305小時下降至2019年的4293小時，整個電力行業，特別是火電板塊出現大面積虧損。在日趨嚴苛的市場環境中，從發電側到電網側紛紛壓減投資，其中電網投資在2019年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
可以預見的是，經此一疫，我國發電領域去產能的進程將會提速，一批落后產能加速淘汰退出，馬太效應進一步顯現——具有成本優勢的大容量機組和基地型煤電一體化項目將會殺出重圍，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的能源電力企業將會面臨更大壓力；同時在電網側和新能源發電技術領域也會催生和涌現出一批綜合能源、大數據、智能應用等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新業態，“線上+線下”并舉將替代傳統生產經營運維模式，科技創新將為行業集聚新的動能。
但是不能忽視的是，目前我國仍處于三期疊加階段，外部環境依然多變，內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國家將繼續堅持推行“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并采取多種措施降低疫情對營商環境帶來的影響，持續降低全社會，特別是中小企業用能成本。
大疫當前，降低自身盈利，甚至是以短期虧損來換得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行是央企履行社會責任的應有之義。但對于具有公共事業和企業雙重身份的電力企業而言，完成好國資委年度經營指標考核，并實現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同樣也是客觀需要。面對政策“硬約束”和“保負荷”的新常態，電力行業又是否能以“兩全之策”，在促進電力消費增長和貢獻社會責任的最大公約數中贏得更多回旋余地？
階段性降電價后
需要立足市場與體制變革謀發展
“疫后經濟必然會出現反彈，但是我們要把這個反彈做成強勁的反彈，讓政策和市場同步發力，用10倍的努力推動經濟發展，才能夠實現和完成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在分析2020年經濟發展形勢時強調。
“10倍努力”，是被這位知名經濟學家反復提及的字眼。
盡管降低用能成本不如金融、財稅等宏觀經濟政策對于實體經濟的刺激來得直接和明顯，但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嵌入實體經濟方方面面的電力價格，顯然對于拉動疫后經濟恢復，刺激電力消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作為助力復產復工的階段性政策，此輪階段性降電價、減免容量電費所涉及的金額和范圍已經超過了此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到“降低制造業電價5%”的范疇。同時，預計今年兩會上宣布持續降低實體經濟用能成本已成為大概率事件。在繼煤電、電網領域不同程度地通過市場安排和行政指令爭相讓利后，水電、核電等邊際成本較低的電源或將接棒，成為未來降電價的主力軍。
然而，受制于資源稟賦的制約，水電、核電的降價紅利往往容易被遠距離輸送成本反噬，因而產生的促進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區域分布特性。且更為重要的是，電力的使用價格僅僅是企業用能成本的部分支出，普惠性降電價的幅度并不能完全體現對實體經濟幫扶的貢獻度。
在龐雜的電價體系中，不同類型的用戶繳納的度電電費折算入單位用電成本會出現較大差異。正是由于電價結構、獲得電力的成本均是影響用戶用能成本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后續的降價大潮中，單純依靠電力企業的力量則顯得有些單薄。若要完成“10倍努力”的預期效果，仍需要政策、市場和企業的共同發力。
在導致工商業用電成本普遍較高的種種原因中，交叉補貼始終是繞不開，也是最難解的“疙瘩”。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倒掛的電價已無法及時向市場傳導的當下。
長久以來，通過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間，電價承受能力強與弱的不同用戶間發生的交叉補貼，我國實現了電力普遍服務等政府公共政策目標，但是卻選擇性地忽略了由于工商業與居民間交叉補貼引發的年均近千億元的社會福利總損失。
事實上，早在2017年7月，國家發改委在關于我國價格市場化改革的新聞發布會上就曾提出，要“妥善解決交叉補貼問題”；同年11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關于全面深化價格機制改革的意見》也曾明確，“研究逐步縮小電力交叉補貼，完善居民電價政策。”
但是，在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穩定社會民生的左右手互搏中往往難尋最優解。通過對交叉補貼與社會福利凈損失對工業發展與居民生活影響的比較分析中發現，電力交叉補貼所得額占比居民工資總額的1.59%，短時間內通過大幅提高居民用電價格以降低工商業電價水平依然存在不小難度。
當下，我國正在從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向1.5萬美元的中高收入水平邁進，第三產業和城鄉居民用電量對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50%，無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還是釋放國內需求和消費升級的客觀發展需要，都與十余年前交叉補貼實施的初衷和背景發生了明顯改變。
降低企業用能成本的政策不能局限于簡單的利益調整，降低企業的用能成本需要轉換并聚焦有利于充分釋放生產力和提高生產效率的共贏方案。隨著電價體系逐步趨于完善，分時電價、分季節定價等需求側管理手段，都可以與現行的居民階梯電價相結合，在逐步將居民用電成本向合理化方向靠攏的同時，緩解交叉補貼對于工商業積年的沉重負擔，進而形成在較少降低居民用戶用電效用的前提下較大幅度降低全社會用電成本的預期效果。
對于全社會用電量占比近7成的第二產業而言，改變當前分時電價“一刀切”的現狀，以區域特性和產業結構為基礎，進一步細化分時電價的種類和價格區間，以更加適用于用戶彈性生產，更為精細化的區別定價，一方面引導企業合理錯峰減容，另一方面避免低效產能“搭便車”，進而提高電力設施利用效率，以降低不必要的發電和電網容量投資，延展降低電價的可行性操作空間。
在用能成本構成的另一端，“獲得電力”的成本，近年來與“優化營商環境”一道，成為被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
當前，隨著優化營商環境等諸多政策的落實實施，我國“獲得電力”指數在電力接入的成本、響應時效和服務質量上都已大幅提升。但是面向于企業的降成本長效激勵機制，以及用戶側專業的服務市場還未見雛形，售電領域和節能服務公司普遍還未能將降低用電成本的服務進一步延伸至企業內部。
根據相關調研結果顯示，為了避免后續增容，目前全國絕大部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新裝用電負荷均超過實際用電需求，這不僅會拉高用戶在基本電費上的支出，也會造成電網企業的投資浪費。與此同時，目前眾多企業都面臨著配電設備老化帶來的安全風險和電能損失，即便是有專業團隊進行管理，也涉及到企業人工成本的增加。
無論用電成本在企業經營成本的占比高低，企業都存在降低用能成本的天然訴求。單純依賴于電網企業提供主動服務，始終存在著供用兩端利益此消彼長的悖論，正因如此，通過市場服務于企業已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
即便在以配網為依托的商業模式創新背后，依然涉及到許多體制機制的掣肘，但隨著售電側、增量配電改革的艱難挺進，企業節能及綜合能源服務管理的新藍海已經吸引著眾多社會資本前赴后繼。當資本就位后，則等待體制發力來徹底撬動用戶側服務市場的放開——通過允許專業的配售電公司通過代管、租賃、收購或混合所有制改造等方式，激發企業降低用能成本的外部市場活力，吸引社會資本投資，進一步減輕政府、企業的資金投入。
同時，針對于解決企業實際用電需求的優化分析、配電設備運維，以及紅線外的外接線路工程，不僅可以大幅降低企業獲得電力的成本，同時也可以與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結合，通過市場化運作進一步實現規模效應，提升服務效率的同時增強企業獲得感。
非常時期，往往意味著非同尋常的機遇。疫情或許將改變社會治理的傳統方式，改變企業生產運營的思維模式，抗擊疫情也為電力體制改革營造了一次再提速的良好契機。
在疫情面前，各方的利益訴求都將重新歸位于國家經濟發展這個根本出發點上來，電力體制改革曾經遭遇的種種阻力，在此時或將劃轉為奔涌前行的動力。在體制機制創新的助推下，中央、地方、企業、用戶都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決心中獲得更為持久的推動力。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多個省區市新增確診病例0增長，為打贏疫情阻擊戰再添砝碼。可以說在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缺位，共同鑄成了全民打贏抗疫總體戰的信心。無論疫情面前，或是疫后經濟恢復，電力行業都已經并持續貢獻自己的“10倍努力”，為完成國家各項經濟發展指標賦能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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