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危機后,可再生能源深入人心,日本新的可再生能源戰略目標是到2030年使海上風力、地熱、生物質、海洋四個領域的發電能力擴大到2010年度的6倍以上,為此正式實施“可再生能源電力全量購入制度”(FIT)激勵政策。根據該制度,電力公司有義務在規定年限內,按照政府規定的價格,全部收購家庭及民間企業投資所產生的太陽能、風能、地熱等可再生能源電力。筆者認為日本可再生能源激勵措施有利也有弊,是一把雙刃劍。
從有利的一方面看,FIT對日本擺脫核能依賴,實現可再生能源戰略意義重大。日本可再生能源激勵措施,可能將釋放數十億美元的清潔能源投資需求,電力補貼可以幫助其在歐洲飽受補貼削減困擾的太陽能產業恢復發展,極大地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前日本正在進行戰后電力產業的二次轉型。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日本政府就實現電力供應首次轉型。那時日本73%的電力供應均來自石油進口。然而由于油價幾次出現大幅波動,使得日本政府決心逐漸舍棄石油。石油發電量的比例下降到2009年的7.6%,天然氣的比例從1990年的22.2%上升到2009年的29.4%,煤炭的比例從1990年的9.8%上升到2009年的29.4%,核電的發電量約占30%,但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變化不大,一直維持在10%的左右,位居七國集團之末。福島核危機后,棄核已經形成共識,日本電力產業面臨再次變革。核空白靠增加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發電,長期來看進口成本肯定會提高,并且不符合全球溫室氣體減排要求。這個空白只能靠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來彌補。但是日本可再生能源普及和利用存在諸多障礙,其中之一就是成本問題例如太陽能發電成本可能是煤炭發電的6-8倍。所以價格補貼就成為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關鍵。可以預計,可再生能源電力全量購入制度”(FIT)政策扶持對于日本“夾縫中求生存”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導向作用意義非凡。
從不利的方面看,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或許會放緩日本經濟恢復的步伐。如太陽能電力設定的價格,幾乎為工業用戶目前所支付的常規電力價格的三倍。按照新的政策,公用事業公司購買的可再生能源所有成本將通過附加費轉嫁給消費者。日本政府預計每戶家庭每月增加的費用平均為87日元。因此日本企業界擔心,對清潔電力的補助將提高電價,放緩日本經濟復蘇的步伐。同時,對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存在下調預期。根據上網電價補貼機制,日本政府將為太陽能發電支付費用是德國補貼額的兩倍,是中國補貼的三倍多。從全球看,由于政策的不確定性、持續發酵的歐洲債務危機以及技術成本的不斷下跌,其他工業化國家也普遍削減了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政府補貼,如德國已經宣布將考慮削減補貼額度從而減小電力價格過高對民眾的影響。
因此,日本可再生能源激勵措施未來可能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進行調整的情況,電力補貼政策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再加上可再生能源產業在日本還面臨著諸多問題如舊有的電力體制的阻礙等,這些都成為日本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的未知數。但是日本受資源稟賦約束,逐步棄核亦是大勢所趨,能彌補核電空白當屬可再生資源了。可以說,日本可再生能源激勵措施對于日本電力轉型,促進能源結構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方面是利大于弊的。
(作者為中共天津市委黨校經濟學部教授,管理學博士后)
從有利的一方面看,FIT對日本擺脫核能依賴,實現可再生能源戰略意義重大。日本可再生能源激勵措施,可能將釋放數十億美元的清潔能源投資需求,電力補貼可以幫助其在歐洲飽受補貼削減困擾的太陽能產業恢復發展,極大地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前日本正在進行戰后電力產業的二次轉型。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日本政府就實現電力供應首次轉型。那時日本73%的電力供應均來自石油進口。然而由于油價幾次出現大幅波動,使得日本政府決心逐漸舍棄石油。石油發電量的比例下降到2009年的7.6%,天然氣的比例從1990年的22.2%上升到2009年的29.4%,煤炭的比例從1990年的9.8%上升到2009年的29.4%,核電的發電量約占30%,但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變化不大,一直維持在10%的左右,位居七國集團之末。福島核危機后,棄核已經形成共識,日本電力產業面臨再次變革。核空白靠增加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發電,長期來看進口成本肯定會提高,并且不符合全球溫室氣體減排要求。這個空白只能靠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來彌補。但是日本可再生能源普及和利用存在諸多障礙,其中之一就是成本問題例如太陽能發電成本可能是煤炭發電的6-8倍。所以價格補貼就成為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關鍵。可以預計,可再生能源電力全量購入制度”(FIT)政策扶持對于日本“夾縫中求生存”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導向作用意義非凡。
從不利的方面看,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或許會放緩日本經濟恢復的步伐。如太陽能電力設定的價格,幾乎為工業用戶目前所支付的常規電力價格的三倍。按照新的政策,公用事業公司購買的可再生能源所有成本將通過附加費轉嫁給消費者。日本政府預計每戶家庭每月增加的費用平均為87日元。因此日本企業界擔心,對清潔電力的補助將提高電價,放緩日本經濟復蘇的步伐。同時,對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存在下調預期。根據上網電價補貼機制,日本政府將為太陽能發電支付費用是德國補貼額的兩倍,是中國補貼的三倍多。從全球看,由于政策的不確定性、持續發酵的歐洲債務危機以及技術成本的不斷下跌,其他工業化國家也普遍削減了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政府補貼,如德國已經宣布將考慮削減補貼額度從而減小電力價格過高對民眾的影響。
因此,日本可再生能源激勵措施未來可能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進行調整的情況,電力補貼政策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再加上可再生能源產業在日本還面臨著諸多問題如舊有的電力體制的阻礙等,這些都成為日本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的未知數。但是日本受資源稟賦約束,逐步棄核亦是大勢所趨,能彌補核電空白當屬可再生資源了。可以說,日本可再生能源激勵措施對于日本電力轉型,促進能源結構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方面是利大于弊的。
(作者為中共天津市委黨校經濟學部教授,管理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