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經過事先設計好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分配模式，光伏發電面向社會的商業化推廣已經被實踐證明了可以實現


一邊通往天堂，另一邊則可能走向地獄。

中國太陽能光伏發電應用市場的發展模式，正行經一個岔路口——要么有可能逐漸形成良性循環的商業化發展，要么則可能最終成為由政府兜底的非市場化產業。

這種左右為難，由國家發改委《關于完善光伏發電價格政策通知》的意見稿所引發的爭論，更多地展現在了輿論面前。而傳聞原本將在近期出臺的相關政策，卻渺渺無期。或許也預示著，對后續發展方向，還存在著某種博弈與權衡。

盡管成本仍高于傳統化石能源，但在政府補貼的參與下，采用經過事先設計好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分配模式，光伏發電面向社會的商業化推廣已經被實踐證明了可以實現，這有德國及歐洲、美國、日本等地區的成功發展模式為證。

不過，雖然全社會都有承擔清潔發展成本的責任和義務，但全民負擔新能源發展成本的模式依然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最大的爭議在于，誰才該為排放和污染承擔更大的責任？

在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當下，這已然成為國際地緣政治博弈中最核心的議題之一。

解決問題的辦法早已有之，由先發展國家和地區以及排放量大者，向后發展地區和清潔能源供應者，購買其為清潔發展所付出的高成本部分，以實現排放的減少和促進清潔能源價格的市場化。

這一模式，被普遍認為是當前推動清潔發展的最好機制。其中，碳減排權交易以及碳稅，被認為設計科學、合理。

但是，理論上美好的模式，在現實中卻并不一定能夠得以實踐。這種既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實施也可以在一國內部施行的模式，之所以難以推行，其中最大的阻力，無疑正是來自于所涉及利益方的博弈。全球范圍內如是，國內市場亦不例外。

惹爭議的意見稿

日前，國家發改委向部分政府機構和光伏發電企業下發了《關于完善光伏發電價格政策通知》的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一度引發業內激烈爭論。
該《意見稿》根據各地太陽能資源狀況的不同，將全國分為四類太陽能資源區，并制定了對應的上網標桿電價。同時，對分布式發電和大型地面電站也進行了區分。

客觀地說，《意見稿》在此前基礎上有了一些明顯的進步，除了有差別的區域標桿上網電價更合理地體現出資源和收益的差異外，首次明確光伏電力的高價收購年限為20 年，無疑是給予光伏電力投資者的一顆定心丸。

中盛光電集團首席執行官佘海峰就認為，相對2011 年的光伏上網電價政策，這次政策顯得更為細化，更有針對性。

不過，接受《太陽能發電》雜志采訪的多數業內人士都認為，《意見稿》中全國按Ⅰ類資源區至Ⅳ類資源區0.75 元~1.00 元的標桿電價，明顯低于目前的投資回報需求；同時，《意見稿》仍未能解決光伏電力投資商們更為關注的一些焦點問題。

伏能士( 上海) 商貿有限公司銷售總監李云認為，應該在意見稿的基礎上再增加2~3 毛錢，不然，“沒有合理的回報，整個市場的發展會受到抑制，特別是對于缺少金融支持的民營資本投資而言。”他表示，市場并不缺少資金，只要有合理的投資回報預期，自然會有與之相匹配的資金規模進入。

而在天威（成都）太陽能熱發電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周學斌看來，按區域劃分電價補貼仍是一種粗放的補貼方式，因為涉及到太陽能發電收益的敏感因子很多，諸如太陽能資源、能源需求、土地、自然環境等。不過，周學斌也表示，一個新產業的發展歷程，必然要經過從無序到有序再到規范運作。因此，要冷靜分析和對待即將出臺的電價政策，既不過于樂觀，也不過于悲觀。

而北京交通大學理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徐征教授則認為：“電價的及時結算才是大家最為關心的問題，應該有明確（結算補貼）的時間節點。”但他同時也表示，意見稿僅僅只是體現出國家政策的大方向，還不是具體的補貼政策。

上海淘科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陸劍洲也認為，這類大規模財政補貼政策的意見稿，一般都會低于市場預期，然后在獲得市場反饋之后再給予調整。
但獨立電力運營商天華陽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蘇維利則對《意見稿》給予了較為悲觀的評價，他表示，從《意見稿》中，很難看到這個市場能夠發展起來的希望。

“實際上，無論是五大電力集團還是能源投資公司，大家對具體的電價并不是那么在意，大家更在意的有兩點，第一是限發的問題，第二是補貼的及時結算問題，這兩者才是現在中國光伏市場的命門。”蘇維利認為，如果不能就這兩個核心問題給出明確的解決辦法，在國內投資光伏電站即使短期內有一部分企業能夠掙到錢，但這個市場也很難發展起來，很難形成良性循環，因為，“無法形成一種可以商業化運營的模式。”

對于具體的電價，蘇維利并不認為是最重要的。“未來光伏補貼電價肯定是成下降趨勢，無論現在調還是不調，下降趨勢是一定的，1 元的概念也是遲早要被破掉的。” 他說。

但對于限發問題，蘇維利則相當重視，“這才是投資者最應該重視的問題，國內風電市場已經是最好的前車之鑒，現在持有風電的企業包括央企在內都飽受其苦，限發帶來的虧損非常嚴重。而這種虧損，還是指電網認賬的部分，實際上還有很多發的電是沒有人認賬的。”

商業化的可能

許多人都認為，光伏發電的商業化發展，在于其成本能夠實現與火電的平價競爭。實際上，這可能正在成為發展光伏等新能源的一個誤區。

一位不愿具名的能源專家表示，暫且不論火電等傳統能源的成本計算方式是否科學、是否涵蓋了對環境的破壞成本，僅就政府補貼來看，對于傳統電力明著暗著的補貼，其比例并不見得低于光伏發電。所以，“在財政補貼的基礎上，光伏發電完全可以實施商業化、市場化的發展模式，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光伏發電不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嗎？”

徐征則認為，國家補貼絕對不應該成為光伏產業發展的中流砥柱。他表示，隨著全球能源危機和氣候環境的日益惡化，清潔能源越來越受到重視，發展低碳經濟在近年來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其中更為科學、合理的辦法，應該是碳減排權的交易和通過收取碳稅來籌集清潔能源的發展資金。

在日益嚴峻的環境和能源危機背景下，徐征認為應該“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鼓勵傳統電站（如火電）向光伏發電購買碳排量等政策來盤活和發展光伏行業。”

對于周學斌而言，在光伏行業的六個年頭就像是在坐過山車，驚險、刺激。他認為，光伏行業最主要的問題是行業的頂層設計，從生產制造到應用市場都需要在基于市場競爭的法則下做好總體規劃，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應景式解決問題。

對于政策的猶豫，在擁有多年海外光伏電站投資經驗的蘇維利看來，“這其實取決于政府想在節能環保和新能源領域的發展中到底想用多少錢來買單。”蘇維利說，中國光伏行業此前以制造業為主的發展模式，是建立在出口掙外匯的基礎上，因此管理層和地方政府都極力支持。“但現在要自己買單了，就開始猶豫了。”

蘇維利表示，如果政府不想出錢，也有辦法，比如采取羅馬尼亞、美國新澤西州等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實行綠色證書制度和碳交易制度，“誰能耗高、二氧化碳排放高，折算成每噸二氧化碳多少錢，這個錢專款專用。比如我是做太陽能電站的，我的電站減排了多少二氧化碳，我就可以從政府拿到相應的減排的錢。還可以允許企業之間直接交易，也就是實行綠色證書的市場化交易。這種市場化的方式，可以通過市場的手段來快速降低碳交易的成本，并促進各方成本的降低，最終形成良性循環。”

在上述能源專家看來，許多涉及重大國家利益的行業，實際上都不能稱之為完全的商業化發展，而是在政策和財政補貼下的部分市場化運行，包括能源、鐵路等行業在內，莫不如此。“實際上，這依然是一個認識問題，是一個孰輕孰重的問題。”他表示，從未來能源安全和國家安全的長遠角度來說，發展清潔能源是必然的方向，光伏發電存在的問題，應該在發展中去促進技術的進步逐漸解決，而不是要等到技術成熟之后再來發展。

玻璃門后的利益

在蘇維利看來，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除了上游制造業企業外，恐怕只有兩種企業才可能繼續投資電站。“一是有大把的資金，也不在乎短期盈利，能夠承受幾年賠本，只是為了行業地位和一些類似上網資源的戰略投資者。他們可能認為從長期來看電力需求是增長的，限發也是暫時的，先把資源占據著再說，這樣的公司是有的；第二種則是不把風電或光伏當作唯一業務，而只是一個有益的補充，虧得起或者不在乎這部分投資是否盈利的企業。他們的目的是為了進入節能環保行業，清潔能源業務占據這些企業整個盤子的比例很小。”

作為國內光伏電站資產證券化的較早提出者，蘇維利接到了許多邀請，希望他能夠參與一些光伏電站項目的資產證券化設計，但他都一概回絕了。

蘇維利認為，只有在明確前述兩個核心問題的基礎上，光伏電站的資產價值才能夠評估，投資光伏電站的商業邏輯才能夠成立，也才有被資產證券化的可能。“如果這些政策不明朗，光伏電站投資在中國就有可能變成公益事業。而公益業是不管賺錢不賺錢的，比如修建道路，有些路是必須要修的，因為人要走路。”

此前，有許多市場分析人士預計，2013 年全國“兩會”之后，關于光伏發電市場的政策會明朗化。但“兩會”結束至今已兩個月，除了關于《意見稿》的爭議尚未消失外，光伏行業似乎一下子變得冷清了起來。多位接受《太陽能發電》雜志采訪的業內人士都表示，今年10GW 的規劃目標，由這樣的等待和觀望來看，已很難完成。

政策的難產，在前述能源專家看來，主要原因在于誰也不原意成為買單者。他認為，無論采用哪種補貼資金籌集模式，說到底都始終要有人出面為清潔能源的發展買單，無非是誰付出、誰受益而已。在他看來，無論是減排權交易，還是碳稅，其中的買單者，可能更多的都是國企和央企。

而這，或許正是問題所在。

不少業內人士都認為，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中國光伏制造業如果完全指望中國市場，是不可獲得救贖的。由此，光伏行業的洗牌和資產重組，在2013 年可能會是一個主流，可能會有很多光伏制造資產以零成本或極低的成本被一些央企、國企吸收或并購。

一位較為悲觀的光伏上市公司高管表示，今年，光伏行業的國進民退可能將是大趨勢，誰能被央企或國資并購，誰就能夠活下來。“也許，當民營企業退出這個行業后，這個行業才會真正好起來。”他懷著無比復雜的心情說。

不過，悲觀者也有樂觀的時候。蘇維利就認為，只要解決了限發和補貼到位的問題，只需要給出一個電價下降的時間路線圖，就可以讓投資者對未來有一個清晰的預期，并促使其根據路線圖來進行技術革新、成本管理、資源配置等，就可能盤活整個中國光伏行業。

“不怕電價降，就怕不知道啥時候降。不怕不知道電價是多少，就怕不知道究竟會買我多少電。”在蘇維利看來，只要政策和制度法制化、清晰化，中國光伏發電市場的健康發展就不是問題。

而如果一切都不可知、不可測，不知道政府哪天出政策，不知道補貼什么時候能拿到，這樣的環境必然讓整個產業的發展亂套。“現在上游制造商都變成了下游投資者，大家都走上了一條不歸路。而他們本來應該踏踏實實地去研究自己的制造技術，然后把一個個加工型企業升級成真正的高新技術企業。為什么SunPower 和First Solar的市值都很高？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技術。”蘇維利說。

在他看來，中國光伏產業發展至今的核心問題，不是能否商業化的問題，而是政府準備通過政策協調社會整合多少資金為發展清潔能源和節能減排買單的問題。他表示，如果不限發，如果補貼及時發放，電價低點其實關系不大，只要收益能覆蓋財務成本，就一定會有不少資本愿意進入這個市場，而政府需要承擔的成本其實可以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