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融資大勢所趨
之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節能、新能源與金融資本的結合,這與全球綠色浪潮所處的階段有關。
如今,節能與新能源產品的制造業已經相對成熟,甚至風電、太陽能產品還出現了相對過剩。一家從事清潔技術投資的投資人用“技術等待期”來形容眼下的局面。隨著節能與新能源產品的應用不斷深入,人們的注意力開始從技術創新逐步轉移到金融創新。
在中國,金融創新趨勢的漸起跟官方有意改善氣候融資結構的意圖有關。根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融資策略》報告,近年來,隨著國際氣候資金供應減少,使得國內公共財政資金正發揮主導作用。國際上,國際氣候融資的主要力量則是民間私人資本。據統計,2011年全球氣候融資中私人資金占2170億美元,是公共資金總量的10倍。
“未來氣候融資的市場化是大勢所趨。”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焦小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清潔基金積極推動政府市場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促進市場創新融資多樣化,便利社會資金的進入。
與此同時,來自中國金融市場的逐步放開也使這一趨勢得到進一步加強。3月15日,證監會正式發布了《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提出“企業應收款、信貸資產、信托受益權、基礎設施收益權等財產權利,商業票據、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商業物業等不動產財產”等均可作為可證券化的基礎資產。
這意味著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終于正式開閘。此前,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資產證券化被證監會視做謹慎對待的對象。
受此政策鼓勵,多家券商正在研發將能效服務、風電場和太陽能電站等資產的收益權做成證券化產品。此舉不僅將受到缺錢的項目業主的歡迎,從事該業務的券商也能從中賺取利差。由于該業務尚處于起步階段,購買上述金融產品的投資者或將承擔一定風險。
金融機構觀望,成熟還需多“熬”
還是4月,韓國進出口銀行(KEXIM)發行了亞洲第一只“綠色債券”,5億美元綠色債券一上市,投資者們便趨之若鶩,需求量是供應量的三倍多,達到18億美元。投資者的追捧被媒體評價為“標志著投資者對中國及其鄰國的污染和氣候項目的興趣日益增長”。所謂“綠色債券”,是一種專為清潔能源等氣候友好項目融資的金融工具。
彭博新能源財經的報告中說:“今年將成為綠色債券創紀錄的一年。對綠色債券的認購超額確實存在,綠色債券都供不應求。”2009年,世界銀行發行了第一期綠色債券,并且至今仍是最大的發行者。發行過綠色債券的還包括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
然而,國際上的樂觀卻在中國遭遇了困難。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行業人士透露,此前中國一家大型銀行也試圖發行首批“綠色債券”,最后卻以失敗告終——在污染問題更為突出的中國,投資者似乎對此并不那么感興趣。
事實上,目前大多數金融機構對能效和新能源領域的各種金融工具研發處于觀望階段。
北京國際信托公司首席風控官幸宇暉接觸綠色項目已有七八年時間,她感觸最深的是金融機構對綠色項目的風險認知存在障礙,“金融界和環境、能源界互相不明白對方在說什么,有點像是雞同鴨講。”幸宇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中國現在急需跨行業的環境金融人才。
對金融機構來說,導致其在節能和新能源領域猶豫不決的還有中國新能源政策的不確定性,這是更為根本的障礙。劉文平說,由于可再生能源法沒有得到落實,風電和太陽能電站遭遇的“限電”和補貼拖欠等問題讓電站資產的價值大打折扣,甚至,很多銀行并不認為電站資產“有價值”,這導致證券化后的新能源資產反而成為一種“低收益、高風險”的產品。
“節能與新能源領域的金融化程度,與這兩個系統各自的成熟度密切相關。”劉文平在總結這兩年的經驗時說,有時并非金融機構創新能力不足,而是整個生態系統尚不成熟。盡管最近各種創新的金融工具陸續出現,但其大規模商業化仍需二者都步入成熟階段。
“如果把節能與新能源產品的制造比作海陸軍,金融化比作空軍的話,歐美都已經海陸空三軍作戰了,我們還在地上跑。”一位新能源業內人士如此評價。
之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節能、新能源與金融資本的結合,這與全球綠色浪潮所處的階段有關。
如今,節能與新能源產品的制造業已經相對成熟,甚至風電、太陽能產品還出現了相對過剩。一家從事清潔技術投資的投資人用“技術等待期”來形容眼下的局面。隨著節能與新能源產品的應用不斷深入,人們的注意力開始從技術創新逐步轉移到金融創新。
在中國,金融創新趨勢的漸起跟官方有意改善氣候融資結構的意圖有關。根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融資策略》報告,近年來,隨著國際氣候資金供應減少,使得國內公共財政資金正發揮主導作用。國際上,國際氣候融資的主要力量則是民間私人資本。據統計,2011年全球氣候融資中私人資金占2170億美元,是公共資金總量的10倍。
“未來氣候融資的市場化是大勢所趨。”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焦小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清潔基金積極推動政府市場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促進市場創新融資多樣化,便利社會資金的進入。
與此同時,來自中國金融市場的逐步放開也使這一趨勢得到進一步加強。3月15日,證監會正式發布了《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提出“企業應收款、信貸資產、信托受益權、基礎設施收益權等財產權利,商業票據、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商業物業等不動產財產”等均可作為可證券化的基礎資產。
這意味著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終于正式開閘。此前,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資產證券化被證監會視做謹慎對待的對象。
受此政策鼓勵,多家券商正在研發將能效服務、風電場和太陽能電站等資產的收益權做成證券化產品。此舉不僅將受到缺錢的項目業主的歡迎,從事該業務的券商也能從中賺取利差。由于該業務尚處于起步階段,購買上述金融產品的投資者或將承擔一定風險。
金融機構觀望,成熟還需多“熬”
還是4月,韓國進出口銀行(KEXIM)發行了亞洲第一只“綠色債券”,5億美元綠色債券一上市,投資者們便趨之若鶩,需求量是供應量的三倍多,達到18億美元。投資者的追捧被媒體評價為“標志著投資者對中國及其鄰國的污染和氣候項目的興趣日益增長”。所謂“綠色債券”,是一種專為清潔能源等氣候友好項目融資的金融工具。
彭博新能源財經的報告中說:“今年將成為綠色債券創紀錄的一年。對綠色債券的認購超額確實存在,綠色債券都供不應求。”2009年,世界銀行發行了第一期綠色債券,并且至今仍是最大的發行者。發行過綠色債券的還包括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
然而,國際上的樂觀卻在中國遭遇了困難。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行業人士透露,此前中國一家大型銀行也試圖發行首批“綠色債券”,最后卻以失敗告終——在污染問題更為突出的中國,投資者似乎對此并不那么感興趣。
事實上,目前大多數金融機構對能效和新能源領域的各種金融工具研發處于觀望階段。
北京國際信托公司首席風控官幸宇暉接觸綠色項目已有七八年時間,她感觸最深的是金融機構對綠色項目的風險認知存在障礙,“金融界和環境、能源界互相不明白對方在說什么,有點像是雞同鴨講。”幸宇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中國現在急需跨行業的環境金融人才。
對金融機構來說,導致其在節能和新能源領域猶豫不決的還有中國新能源政策的不確定性,這是更為根本的障礙。劉文平說,由于可再生能源法沒有得到落實,風電和太陽能電站遭遇的“限電”和補貼拖欠等問題讓電站資產的價值大打折扣,甚至,很多銀行并不認為電站資產“有價值”,這導致證券化后的新能源資產反而成為一種“低收益、高風險”的產品。
“節能與新能源領域的金融化程度,與這兩個系統各自的成熟度密切相關。”劉文平在總結這兩年的經驗時說,有時并非金融機構創新能力不足,而是整個生態系統尚不成熟。盡管最近各種創新的金融工具陸續出現,但其大規模商業化仍需二者都步入成熟階段。
“如果把節能與新能源產品的制造比作海陸軍,金融化比作空軍的話,歐美都已經海陸空三軍作戰了,我們還在地上跑。”一位新能源業內人士如此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