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雙反”措施已經明朗,6月6日至8月6日間,歐盟先征收11.8%的稅率,若磋商未果,此后稅率將提高至47.6%。“雙反”最好的結果是兩個月后維持11.8%的最低稅率,而取消“雙反”已絕無可能。失去歐盟市場的中國光伏行業,市場格局的轉變還有待觀察。
大面積普及光伏發電的時代遠未到來。中國光伏巨大的產能造就了繁榮的假象,這種假象主要體現在競爭力和市場前景兩個方面。就競爭力而言,中國光伏原材料、核心技術、終端市場“三頭在外”的格局沒有改變,海外市場從頭到尾掐斷哪個環節,行業都將面臨毀滅性打擊。原材料多晶硅80%以上依賴進口,雖然也能實現自給自足,但生產成本和質量不敵海外廠家,采用國產多晶硅,行業生產成本將上漲10%~20%;尖端光伏設備,甚至部分尖端電池組件技術也在外,所以中國組件產能雖巨大,但真正能夠進入日本市場的組件廠家屈指可數,而日本恰恰是崇尚技術和質量的國度,廉價的“中國制造”沒有市場;再看終端市場,中國電監會和中國能源局發布的數字顯示,2012年中國光伏裝機量約為1.2-1.6GW,并非行業熱炒的4.5GW。2013年,國家能源局制定了年度10GW的裝機目標,目前仍是雷聲大雨點小,市場啟動緩慢,需求量被人為放大數倍。中國光伏應用市場將還是以歐洲和新興國家為主,這些國家政策上的變化決定了行業的命脈,中國光伏企業原材料和市場都受制于人,何談競爭力。
就市場前景來看,中國光伏行業對未來過于樂觀,不管是2015年光伏裝機21GW,還是2020年光伏裝機50GW,這些都是國家層面的規劃,必須建立在少補貼甚至無補貼的基礎之上,是由行業創新能力和成本下降幅度決定的。最近幾年,光伏發電裝機成本下滑較快,裝機成本約為10元/瓦,這種低成本更多的來源于規模化優勢、投資商偷工減料和制造商虧本甩賣,技術進步并未給發電成本帶來革命性的改革。而且,光伏行業規模化優勢已經發揮到極限,成本下降空間和幅度收窄,政策驅動在未來數年依然是光伏行業發展的主要動力。光伏發電成本遠高于火力發電,與新能源其他發電形式相比,光伏發電的競爭力不如風電、水電,大面積的普及應用時機遠未成熟。
行業走出困境不能依賴政策和市場。中國政府在規劃和執行方面存在落差,總是高開低走,部分企業也將光伏市場啟動緩慢歸咎于政策出臺滯后,電站審批程序繁瑣。熟不知,中國光伏行業已經淪為政府眼中的雞肋,救與不救政府都頭疼不已。中國光伏行業直接從業人員約為40萬,間接從業人數逼近100萬,在中國經濟發展放緩和失業率高居不下的雙重壓力下,光伏行業垮臺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問題和銀行壞賬,政府顯然不愿出現惡性連鎖反應。同時,政府也不愿意用巨額資金強行啟動光伏內需,因為中國光伏組件產能龐大接近40GW,靠內需來救助行業,幾百億的補貼也僅能解燃眉之急。所以,政府層面的救助更多地是一種姿態和引導,會嚴格控制補貼總額或安裝總量,只能說,“雙反”倒逼中國光伏終端市場開始啟動,而不是中國光伏市場即將暴發。
中國人口眾多,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位,發展光伏行業尚顯得畏手畏腳,其他新興市場能否彌補歐洲市場留下的空白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新興市場目前發展勢頭迅猛,得益于這些國家慷慨的補貼政策,新興市場發展光伏時間較短,對光伏產業抱有濃厚的興趣和耐心,會在短期內支撐中國光伏企業維持高出貨量,但幾年之后,若光伏發電成本沒有革命性改變,這些國家就會淪為傳統市場。也就是說,政策驅動不具備可持續性,僅能熱極一時,政策驅動結束后,若市場驅動還沒有到來,屆時全球光伏行業將面臨巨大尷尬。
全球光伏行業供需嚴重失衡,實際產能超過需求量至少50%,僅靠政策驅動市場發展,行業至少在三五年內難有突破。行業進入市場驅動階段更是遙遙無期,一是技術創新難度越來越高,二是企業持續虧損,已經沒有精力放在發展和創新上。所以,光伏行業出路在于大面積產能撤退,企業首先要回歸正常,行業才能縱深前進。
需從戰略角度,加強頂層設計。中國政治體制特殊,市場地位問題不被國際社會認可,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幾乎每一個大企業背后都有一個地方政府在支撐,大型企業鮮有破產先例,連尚德這樣資產負債率超過100%的企業都得以重組幸存,可想而知讓企業退出市場難度有多大。市場是洗牌的主要工具,卻不適合中國光伏產業,地方政府的干預讓產能淘汰變的越來越難。光伏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從無到有,從有到大,主要是國家層面缺乏合理的引導和規劃,地方政府為一己之利推波助瀾造成的。只要光伏產業仍依賴國家補貼,國家頂層設計就應當發揮比市場更為主要的作用。
筆者認為,國家需采用倒序手法重新設計中國光伏未來。首先,要客觀詳細的計算出光伏發電的實際成本(成本不能以目前價格為標準,要給予企業合理的利潤率),然后在確保電站投資商獲利的前提下,計算出每度電國家需給予的補貼值,最后用每年國家的補貼總量來倒算中國每年的光伏裝機量。同時,根據成本的下滑幅度,在總量不變的前提下,計算出五年及十年后光伏新增數量,用一定數額的補貼來盡可能啟動更多的市場。當然,在此期間,國家可根據光伏發電的下降幅度,一年一計算,光伏成本下降越快,同等數額的國家補貼就會啟動更多的終端市場,直至市場大面積普及開來。
估算出今后幾年的市場容量,中國政府應嚴控各產業鏈的實際產能,通過政策手段讓大量不符合標準的光伏企業退出市場,行業唯有此才能走向良性競爭。國家將光伏定義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應該從頭到尾引導和控制行業的發展走向,中國資本市場過熱,事實證明市場化僅適應于行業發展的中期和末期,中國光伏產業處于剛起步階段,國家層面主導市場是必要的。
國家層面還需對光伏技術創新加強頂層設計,成立以政府研究機構牽頭,各大企業、高校和研究所為主的研究團隊,主攻光伏發電技術。在應用模式上,國家層面也可挑選上下游代表性企業和電網企業,利用企業各自優勢,組成一個大的垂直一體化戰略集團,集中推重光伏發電成本下降,解決光伏并網問題。總之,光伏發電的最終目的是應用,中國政府需要從能源角度看待光伏,而非簡單的制造業,把光伏發電放到重要的戰略性位置,不要簡單的通過補貼來發展某一產業。
大面積普及光伏發電的時代遠未到來。中國光伏巨大的產能造就了繁榮的假象,這種假象主要體現在競爭力和市場前景兩個方面。就競爭力而言,中國光伏原材料、核心技術、終端市場“三頭在外”的格局沒有改變,海外市場從頭到尾掐斷哪個環節,行業都將面臨毀滅性打擊。原材料多晶硅80%以上依賴進口,雖然也能實現自給自足,但生產成本和質量不敵海外廠家,采用國產多晶硅,行業生產成本將上漲10%~20%;尖端光伏設備,甚至部分尖端電池組件技術也在外,所以中國組件產能雖巨大,但真正能夠進入日本市場的組件廠家屈指可數,而日本恰恰是崇尚技術和質量的國度,廉價的“中國制造”沒有市場;再看終端市場,中國電監會和中國能源局發布的數字顯示,2012年中國光伏裝機量約為1.2-1.6GW,并非行業熱炒的4.5GW。2013年,國家能源局制定了年度10GW的裝機目標,目前仍是雷聲大雨點小,市場啟動緩慢,需求量被人為放大數倍。中國光伏應用市場將還是以歐洲和新興國家為主,這些國家政策上的變化決定了行業的命脈,中國光伏企業原材料和市場都受制于人,何談競爭力。
就市場前景來看,中國光伏行業對未來過于樂觀,不管是2015年光伏裝機21GW,還是2020年光伏裝機50GW,這些都是國家層面的規劃,必須建立在少補貼甚至無補貼的基礎之上,是由行業創新能力和成本下降幅度決定的。最近幾年,光伏發電裝機成本下滑較快,裝機成本約為10元/瓦,這種低成本更多的來源于規模化優勢、投資商偷工減料和制造商虧本甩賣,技術進步并未給發電成本帶來革命性的改革。而且,光伏行業規模化優勢已經發揮到極限,成本下降空間和幅度收窄,政策驅動在未來數年依然是光伏行業發展的主要動力。光伏發電成本遠高于火力發電,與新能源其他發電形式相比,光伏發電的競爭力不如風電、水電,大面積的普及應用時機遠未成熟。
行業走出困境不能依賴政策和市場。中國政府在規劃和執行方面存在落差,總是高開低走,部分企業也將光伏市場啟動緩慢歸咎于政策出臺滯后,電站審批程序繁瑣。熟不知,中國光伏行業已經淪為政府眼中的雞肋,救與不救政府都頭疼不已。中國光伏行業直接從業人員約為40萬,間接從業人數逼近100萬,在中國經濟發展放緩和失業率高居不下的雙重壓力下,光伏行業垮臺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問題和銀行壞賬,政府顯然不愿出現惡性連鎖反應。同時,政府也不愿意用巨額資金強行啟動光伏內需,因為中國光伏組件產能龐大接近40GW,靠內需來救助行業,幾百億的補貼也僅能解燃眉之急。所以,政府層面的救助更多地是一種姿態和引導,會嚴格控制補貼總額或安裝總量,只能說,“雙反”倒逼中國光伏終端市場開始啟動,而不是中國光伏市場即將暴發。
中國人口眾多,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位,發展光伏行業尚顯得畏手畏腳,其他新興市場能否彌補歐洲市場留下的空白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新興市場目前發展勢頭迅猛,得益于這些國家慷慨的補貼政策,新興市場發展光伏時間較短,對光伏產業抱有濃厚的興趣和耐心,會在短期內支撐中國光伏企業維持高出貨量,但幾年之后,若光伏發電成本沒有革命性改變,這些國家就會淪為傳統市場。也就是說,政策驅動不具備可持續性,僅能熱極一時,政策驅動結束后,若市場驅動還沒有到來,屆時全球光伏行業將面臨巨大尷尬。
全球光伏行業供需嚴重失衡,實際產能超過需求量至少50%,僅靠政策驅動市場發展,行業至少在三五年內難有突破。行業進入市場驅動階段更是遙遙無期,一是技術創新難度越來越高,二是企業持續虧損,已經沒有精力放在發展和創新上。所以,光伏行業出路在于大面積產能撤退,企業首先要回歸正常,行業才能縱深前進。
需從戰略角度,加強頂層設計。中國政治體制特殊,市場地位問題不被國際社會認可,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幾乎每一個大企業背后都有一個地方政府在支撐,大型企業鮮有破產先例,連尚德這樣資產負債率超過100%的企業都得以重組幸存,可想而知讓企業退出市場難度有多大。市場是洗牌的主要工具,卻不適合中國光伏產業,地方政府的干預讓產能淘汰變的越來越難。光伏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從無到有,從有到大,主要是國家層面缺乏合理的引導和規劃,地方政府為一己之利推波助瀾造成的。只要光伏產業仍依賴國家補貼,國家頂層設計就應當發揮比市場更為主要的作用。
筆者認為,國家需采用倒序手法重新設計中國光伏未來。首先,要客觀詳細的計算出光伏發電的實際成本(成本不能以目前價格為標準,要給予企業合理的利潤率),然后在確保電站投資商獲利的前提下,計算出每度電國家需給予的補貼值,最后用每年國家的補貼總量來倒算中國每年的光伏裝機量。同時,根據成本的下滑幅度,在總量不變的前提下,計算出五年及十年后光伏新增數量,用一定數額的補貼來盡可能啟動更多的市場。當然,在此期間,國家可根據光伏發電的下降幅度,一年一計算,光伏成本下降越快,同等數額的國家補貼就會啟動更多的終端市場,直至市場大面積普及開來。
估算出今后幾年的市場容量,中國政府應嚴控各產業鏈的實際產能,通過政策手段讓大量不符合標準的光伏企業退出市場,行業唯有此才能走向良性競爭。國家將光伏定義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應該從頭到尾引導和控制行業的發展走向,中國資本市場過熱,事實證明市場化僅適應于行業發展的中期和末期,中國光伏產業處于剛起步階段,國家層面主導市場是必要的。
國家層面還需對光伏技術創新加強頂層設計,成立以政府研究機構牽頭,各大企業、高校和研究所為主的研究團隊,主攻光伏發電技術。在應用模式上,國家層面也可挑選上下游代表性企業和電網企業,利用企業各自優勢,組成一個大的垂直一體化戰略集團,集中推重光伏發電成本下降,解決光伏并網問題。總之,光伏發電的最終目的是應用,中國政府需要從能源角度看待光伏,而非簡單的制造業,把光伏發電放到重要的戰略性位置,不要簡單的通過補貼來發展某一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