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德國政府公布了一個被全球公認為雄心勃勃的能源轉型目標：以1990年為基準，2020年碳排放降低40%，2050年碳排放降低80%；新能源在用電量中的占比到2020年提升至35%，2050年提升至80%。

德國人沒有紙上談兵，其新能源戰略的實現能力也令人刮目相看，由于良好的補貼政策，到2012年底，德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已占到總發電量的25%以上。因為新能源占比較高，影響電網穩定性，2013年5月，德國繼已有的新能源補貼政策，開始為每個千瓦的太陽能蓄電池提供660歐元的專項補貼，以提高太陽能發電的穩定性和利用效率。僅這一項補貼，德國政府就將支付2500萬歐元。

然而，對于這位新能源領域的急先鋒來說，事情絕不是遇山開道、遇水搭橋那么簡單。高歌猛進3年后，德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居民承擔著數倍于美加、也明顯高于歐盟其他國家的電費，經濟學家質疑高額的電費成本削弱德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輸電網建設滯后，政治博弈日趨激烈——民間的聲音傳到議會和選舉中，是這樣的質疑：“方向沒錯，問題是要多雄心勃勃？”

綠色社區，黑色焦慮

位于德國西南邊境的小城薩爾布魯肯是國際化的計算機科學中心，匯集許多來自全球各地的專家。英國人邦德先生已在此工作生活了20年。多年來，他一家四口的日常交通工具都是自行車。研究所搬到凱澤斯勞滕后，辦公室離家30公里，與他的騎行接駁的是城市間的火車，家里的汽車還是只在周末和假期才用。

產業低碳，生活方式環保，這座邊城還是能夠感知到德國新能源發展帶來的影響。邦德先生家的電費為每千瓦時0.27歐，比他的法國同事高出近一倍，對于這個年用電量3500千瓦時上下的家庭來說，每年要多支出600歐元。過去3年，德國家庭的電費平均上漲了1/4，高出歐盟平均水平40%至50%。最近一次漲價是2013年初，“綠色電力分攤費”上漲47％。電價持續上漲引起了消費者不滿，民調顯示，盡管80%的德國人認同能源轉型目標，但52%的民眾擔心能源價格繼續上漲。

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后，德國調整“能源改革”長期戰略，決定到2022年完全放棄核能。德國境內12座核電站中的8座立即停止工作。但要在短時間內彌補占總發電量1/4的核電缺口，德國不得不進口鄰國電力。2011年后，鄰國法國一如既往地發展和使用核能，在距離薩爾布魯肯不足60公里的薩爾河上游的法國一側，就有一座經常出點小故障的老核電站。“付著綠色電力分攤費，分擔著鄰國的核電風險。”邦德先生的鄰居們情緒隨著分攤費的上漲而積累。最近，一條高壓輸電線路規劃經過他們的社區，一貫支持綠黨的邦德先生，這次站到了鄰居們一邊，不想讓那些高壓鐵塔占領他們的私家花園和土地。

風光事業，糾結賬目

2013年7月7日，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午間1:30，全德光伏發電達到創紀錄的23.9吉瓦。目前，德國擁有130萬~140萬個光伏系統，850萬人居住在有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房子里，總裝機量為34吉瓦。

德國光伏發電的迅猛發展得益于給力的補貼政策。2012年，德國為光伏發電每千瓦時補貼0.1836歐，是傳統發電成本的4倍。受此強刺激，德國連續3年新增光伏裝機超7吉瓦，而其規劃目標只是每年新增光伏裝機2.5~3.5吉瓦，超額近三倍。

并不是所有的繁榮都會受到祝福和歡迎，反對派們把這些新能源產業諷為“完全依賴政府扶持的人造產業”，他們認為，政策干預扭曲了發電市場。

在用電側，德國工業企業也承擔著比周邊國家高20%的電價。西門子公司總裁羅旭德就曾抱怨，高昂的電價會削弱德國堅實的工業基礎。于是，德國政府又對那些參與國際競爭、用電量大的制造業和礦業公司提供優惠政策，但部分接近申請底線的工商戶故意滿負荷運轉，以期達到1吉瓦的年用電量后申請減免優惠。同時，更多的成本分攤到中小企業和私人消費者頭上，被指是劫貧濟富的政策。

由于海岸線較短，德國海上風電場不得不建在水深岸遠的深海，建設成本遠高于臨近的丹麥和荷蘭，只有通過增加單機容量來攤低附加費用。但這些大型項目引來了環保人士的抗議：大型風機安裝會產生巨大噪聲，擾亂海洋生物的聽覺和聲納系統，使它們不知所歸。

眾黨紛紜，各部爭議

德國新能源政策之所以強勁到被一部分人認為是激進，正是因為擁有大量崇尚環保的國民。1979年，西德環境保護者組成了綠黨。其綱領非左非右，卻把與人類和自然界的生死存亡看作最高目的，近年來，其主要作為就是促進棄核。

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后，含有輻射物的塵埃隨著大氣飄散到整個歐洲，德國人近距離地感受到了核能的威脅。驚魂未遠，福島核危機再次爆發，德國人再也不相信先進技術所許諾的萬無一失。大量的抗議活動讓身為物理學家、深諳核原理的默克爾不得不轉向棄核。事實上，德國能源資源相對貧乏，棄核幾乎可算斷腕之舉，不使用一點具有強刺激作用的政策，幾乎不可能迅速彌補這個缺口。

然而綠黨的理想是成為全球領跑者，告訴全人類可再生能源可以成功并可復制，這比短時間內政策的拾漏補缺更難。幾年來，他們也建立起在新能源政策中明顯受益的城市范本。2012年，萊比錫安裝了占地面積120公頃的太陽能電池板，圍繞這個新興的清潔能源之都，上千家企業組成了能源產業集群，當地的工業用電與居民用電幾乎完全取自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綠色能源。預計到2020年和2030年，能源轉型計劃將在德國分別創造50萬和80萬個就業崗位。這些都是希望維持或推進新能源政策的政黨所擁有的砝碼。

2013年9月22日，執政靈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再次贏得大選。在競選時，她表示將削減可再生電力補貼，一次修正此前的過度刺激。其他黨派在能源政策方面也各有攻守。社民黨表示將繼續發展可再生能源，采取提高能效措施，努力使電力中的40%~45%來自可再生能源。海盜黨激進地認為在三年內即可完全退出核能。“德國的選擇”黨則表示，政府對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應由稅收承擔，而不是提高電價。

各部之間同樣是常有意見頂牛。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勒斯勒爾經常為百姓賬單鳴不平，多次反對電價上漲，主張立即降低電稅。不過，環境部長阿爾特邁爾堅持和他唱對臺戲。此外，各部對能源管理的認識也各執一端，都想強化自身的地位。環境部長認為能源應歸環境部管，經濟部長想管電網，農業部長想管生物沼氣，科技部長則關心存儲技術和相應環節。　

德國的能源政策對周邊國家也有“輻射”效應。為了補充棄核后的電力缺口，德國不僅要從法國進口核電，還得從俄羅斯進口更多的天然氣、煤炭和石油，因此相對推高了其他國家的能源價格，客觀上提升了他們的碳排放，給周邊國家的工業和生活帶來影響。

輸儲滯后，瓶頸難啟

不論是風電還是光伏，穩定性都難以保證，而電能無法大量存儲，因此配出和備用的問題接踵而至，需要一個更大的電網完成消納。在地理上，德國北部集中了大量風場，南部光伏太陽能積聚，兩者離將要關閉的核電和部分負荷中心都有一定距離。構想中的“能源超級高速公路”將完成這些連接，它途經16個州，縱橫1300多公里。而成功地打破能源規劃中的輸電瓶頸，德國需要新建2800公里輸電線路，對2900公里的老舊線路升級改造。

同國內一樣，民事工作是德國輸電網建設的最大難題。由于各州獨立性較強，利益難以達成共識。圖林根州反對在其廣袤的森林里鋪設電纜，荷爾斯泰因州更想把生產的風電用于出口，巴伐利亞州喜歡自給自足的供應方式……為了取得對輸電網建設的支持，7月份，德國政府不得不再下“猛藥”：允許德國民眾投資入股四條高壓直流輸電線路并得到最高5%的派息，而歐洲央行的基準利率僅為0.5%，這個政策對民眾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居住在電網擴建路線附近的民眾則將得到優先入股權。

邦德先生的鄰居們意見開始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