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2014年對中國光伏影響最深遠的事件是什么？老紅會說不是哪個重大政策的出臺，也不是哪路巨額資本的涌入，而是去年底北京APEC高峰會議上中美兩國領導人簽署的減排協議。

老紅對全球共同減排行動的歷史了解不多，記不太清還有那些國家態度不夠積極，反正對中美這兩個過去行動遲緩、理由頗多的排放大國印象深刻，也一直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情有可原和霧霾日益嚴重的矛盾而糾結。突然間，在APEC北京會議上，這兩個排污大國莊重地做出了自己的承諾，承擔起相當于全球總量40%的減排責任。

這一行為的“蝴蝶效應”是明顯的：今年3月31日，奧巴馬政府已經向聯合國遞交了2025年溫室氣體減排計劃書，承諾在2005年的基礎上，到2025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26%至28%。6月8日，G7峰會上各國領導人達成共識：到本世紀末不再使用化石燃料，計劃到2050年之前，減少相較于2010年排放量的40%到70%的溫室氣體排放。

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大國，無需擔心會否信守APEC高峰會議的承諾。但是老紅既糾結于這無異是對當前下行的經濟雪上加霜，又糾結于將會如何實現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達到20%的承諾。因為實現這一承諾的成本實在很高、很難，它意味著，一方面“15年內新增等同于整個美國電網發電能力規模的可再生能源與核電資產”；一方面如李克強在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答記者問所說：“甚至要讓那些偷排偷放的企業承受付不起的代價。”有消息說：未來幾年內，為了減排，河北省要削減5000萬噸鋼鐵的生產，帶來100萬人的下崗。河北省領導面臨的困境就是國家領導人面臨困境的縮影。

且先不論減排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是多少，老紅更加關心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20%的目標將會如何實現。這里涉及兩個問題：現在的比例是多少？如何實現目標比例，或者說那種可再生能源是最有競爭力的？

我國現在的比例是多少？2014年原能源局長吳新雄說：“我國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比重偏高，煤炭消費比重高達6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5.8個百分點……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僅為9.8%，實現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的目標，任務十分艱巨。”

如何實現這一比例？只有兩種選擇：一個是大幅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一個是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可以想象的是：對于前者，無論是站在穩定國民經濟增長的角度還是站在化石能源企業說“不”的角度，目前可操作性有限；對于后者，自然成為國家唯一可以發力的選擇，并且時不我待。

光伏發電將在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的過程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光伏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之一。可再生能源包括：水、風、光伏和生物質發電等。人類為了保證能源供給和不斷探討清潔能源，陸續開發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光伏發電則是重要選擇之一，并且成為發展最為迅速的技術路線。

光伏是最有競爭力的可再生能源，沒有之一。老紅以為，這是基于成為替代能源的“根本原則”和“技術原則”兩大前提得出的結論。根本原則是，一種可再生能源要成為化石能源的替代能源應當具備兩個前提：能量的來源必須是無限的。人類獲取這種能量的手段必須是無限的。從這一角度講，太陽能是無限的，太陽能發電所需要的硅的儲量占地球容量25%以上也是相對無限的。這是任何其他可再生能源無法比擬的；技術原則是，要成為最有競爭力的可再生能源應當具有相對最高的發電穩定性和最低的生命周期內維護成本。基于這一角度，相對最有競爭力的風力發電，光伏具有強大的優勢。事實上不久前出臺的《中國2050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發展情景暨路徑研究》就提出，到2050年中國光伏電站建設目標為2700GW。已知目前的數量僅是28GW。

當老紅把以上邏輯想逐一明白的時候，自然得出2014年對中國光伏影響最深遠的事件，是北京APEC高峰會議上中美兩國領導人簽署的減排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