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戴維•皮林
 
1972年，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首次會見毛澤東時，他在具體安排上遵從了毛澤東的意愿。盡管他正確地認為，與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建立關系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他的出訪在安排和基調上都由北京方面決定。

在一個小時的會談中，尼克松稱贊了毛澤東的著作。坐在白色痰盂旁邊的毛澤東回答說，尼克松的文學造詣也“不錯”。當尼克松試著提及臺灣、朝鮮和越南等實質性話題時，毛澤東漫不經心地說道，這些問題“很麻煩，我不想涉及太多”。

這些片段摘自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的《企鵝現代中國史》(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芬比寫道：“西方到來是為了討好中國，在外交手段嫻熟的總理的幫助下，中國確立了一種延續至今的模式。這些游擊隊的后代以目光壓倒超級大國，而超級大國會逆來順受。”

如果在1972年中國經濟被瘋狂的集體主義實驗拖下水時，這種說法屬實的話，那么如今這種說法更加正確。當今的美國債臺高筑、心態謙卑。本周，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訪問了蒸蒸日上的中國（盡管這建立在大規模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之上）。唯恐他忘記，他的東道主不厭其煩地提醒他，中國如今是美國的主要債權國。奧巴馬訪華期間，聽到了不少刺耳的說教，其主題是美國迫切需要加息并減少預算赤字。

奧巴馬7日亞洲之行給人留下的一個持久印象是，他向日本天皇深深一鞠躬（幅度大得令人痛苦），這位挺拔的美國領導人與王座上矮小的天皇在身材上的鮮明對比，讓這一動作更引人注目。雖然這發生在不怎么神氣活現的日本，但一名感到羞辱的美國博客作者所稱的這種“令人錯愕之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不太自信的美國開始向傲氣十足的亞洲妥協的氣氛。

這一說法在中國體現的最為準確，奧巴馬訪華行程的精心設計程度，幾乎不亞于當年的尼克松。這位口才極好的美國總統極少有機會向中國公眾展現自己的魅力。他在上海舉行的市政廳會議，每一個細節都受到控制，精心挑選的青年干部坐著包租的巴士前來會場，向他提出精心挑選的問題。奧巴馬小心翼翼地提及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審查制度，但中國的審查機構不讓奧巴馬的言論得到廣泛傳播（這是多大的諷刺啊）。在敏感的西藏、臺灣和人權問題上，奧巴馬在公開場合保持克制，盡管他的助手堅持表示，在非公開場合，奧巴馬的表態要有力得多。

中國對美國總統的活動安排控制，不僅僅為了做秀。它反映出一種根深蒂固的對“中央王國”核心重要性的信條，也反映出一種信念：中國不會受到外人的束縛。中國也不愿為了一些名義上的國際利益采取行動，無論是全球變暖還是全球再平衡。中國的唯一動機（這并非不合理）是中國以及（引申而言）共產黨的利益。

以奧巴馬的一些談話要點為例。奧巴馬稱贊中國通過刺激國內需求，推動了全球再平衡。但中國政府的行為與利他主義毫無關系。中國加大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力度的原因，無非是它知道如果不這樣做，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陷入停滯。

其證據是，美國急切主張，中國應讓人民幣升值，但中方不予理會。中國政府認為人民幣升值不符合其短期利益。最近，中國堅持要求亞太經合組織(Apec)論壇刪除市場匯率的說法。然而在沒有周圍壓力時，中國官員是準備認真考慮這一問題的：中國央行最近承認人民幣受到升值壓力。

要求中國減少碳排放也同樣產生了兩極分化的效果。當外界要求中國必須這樣做時，中國政府全力反擊（或者說用所有那些燃煤電廠回應）。富國應清理自己的亂局。然而在國內，中國正向風力發電、太陽能和核能投入數十億美元，以求應對環境災難。利己主義使中國擔心本國的高耗能模式，并擔心人民因為受污染的河流和骯臟的空氣而造反。

當然，所有國家的行為都是為了自身利益。但中國對自身利益的關注格外強烈，因為中國有著強烈的歷史不公正意識，并決意重新贏得其聲望。推動中國走向共同目標的唯一方法，是讓其加入國際體系，這樣中國自身的重點就會與其它國家吻合。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后，這種效果已經顯現，該組織讓中國更嚴格的遵守基于規則的貿易這個理念。從某種程度而言，20國集團(G20)的崛起也起到了這種作用，中國在該集團的地位相當突出。在其它方面，正如中國的不可兌換貨幣所體現的那樣，中國更為孤立，因此也更傾向于自作主張。

奧巴馬耐心謹慎的中國之行暗示，他明白，北京不可能被嚇住。這帶來了令人尷尬甚至恥辱的肢體語言。但無論是在人民幣還是西藏問題上，中國政府只會接受自己相信的變化。

譯者/梁艷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