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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網站上發表了主編杰森·龐庭對比爾·蓋茨的一篇專訪。首富蓋茨認為，世界需要“看似瘋狂的主意來應對能源問題的挑戰。”他還認為，目前能源領域最大的問題就是——錢沒花到對的地方。在這篇關于比爾蓋茨“能源觀”的專訪中，你將看到：
①能源領域的錢投在基礎性研究才是正經事
②能源科技領域投資回報周期太長，怎么辦
③“能源突破聯盟”如何運作？將吸納能源人士及設備公司
④蓋茨在能源領域的投資失誤——電池公司躺槍
⑤蓋茨對碳捕獲、Terrapower、材料技術、電量儲存技術的商業前瞻
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與夫人每年都會寫一封公開信，來深入思考世界最大的基金組織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機遇。去年，他們探討的話題是不平等待遇。
今年，受到一個高中生提問的啟發——“你最想擁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夫婦倆分別致信回應，并附上了精彩的注釋。梅琳達回復說“更多的時間”，并闡述了關于認可、重新分配、減少女性無償勞動的看法，尤其是在貧窮地區。比爾寫道“更多的能量”，并闡述了他對氣候變暖這一文明難題的看法，以及發展他近年來所稱的“能源奇跡”項目的必要性。
蓋茨的“奇跡”并不是指憑空出現的意想不到的禮物，而是指“技術研發和人類創新所帶來的科技突破“，就像個人電腦、互聯網以及骨髓灰質炎疫苗。他號召學生們要“格外努力的學好數學和科學”，因為世界需要“看似瘋狂的主意來應對能源問題的挑戰。”
蓋茨對于自己提出的一個公式抱有極大熱情【雖然這個公式令人想起氣候學界另一個著名的公式，“茅陽一碳排放公式（KayaIdentity）”】，公式中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由四個因素的乘積構成：P（人口）、S（人均消耗的服務）、E（提供服務所耗能量）以及C（每單位能量所產生的碳排放）。
蓋茨解釋到，如果在P、S、E增加或小幅下降的情況下，要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只能是C為零。要做到C為零，我們需要一個甚至多個奇跡發生。
蓋茨并不把技術奇跡的稀缺歸咎于無代價碳排放以及其他一些糟糕的政策。幾千億美元的資金都花在了蓋茨所指的“需求方”的能源問題上。他認為錯誤的原因在于政府和私人投資機構低估了“供給方”的資金需求，而這些“供給方”通常為政府的基礎研究和初創公司提供資金。
去年11月，蓋茨決定對此做點什么，于是發布了“突破性能源聯盟”，聯合了亞馬遜的杰夫·貝索斯（Jeff Bezos）、維珍航空的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二十多位億萬富翁，其中扎克伯格更承諾將投資至少20億美金用以支持技術突破。
杰森·龐庭（Jason Pontin）作為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主編，對蓋茨進行了專訪，來討論他的零碳排放計劃如何同時滿足落后地區的脫貧需求，以及資金聯盟未來的投資方向。
Jason Pontin（JP）：你曾說過未來世界將需要更多的能源，來提高世界上許多地區的生活水平。這才是困難的關鍵所在，對嗎？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必須打破經濟增長和碳排放增長的必然聯系。
Bill Gates（BG）：沒錯。如果你看一下我的碳排放公式的前三個因子（PxSxExC=CO2），P將會增至1.2倍，S將增至2倍，假設有大幅的技術突破，樂觀估計E降為現在的0.6，綜合起來，C基本上要達到0才能實現零排放。
JP：那么C什么時候才能達到0呢？
BG：如果允許貧窮國家和諸如畜牧業這類占用土地的產業，繼續排放二氧化碳的話，想把氣候變暖的幅度控制在2度，就意味著到2050年，富裕國家必須實現零排放。
JP：如果貧窮國家以及畜牧業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排放大量二氧化碳，那全球碳排放如何能在本世紀末達到零？
BG：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富裕國家可能在2050年實現二氧化碳負排放。
JP：你已經注意到了在能源業，僅有0.23%的收入用于研發投入，而在制藥和IT行業這個比例分別為20%和15%。你認為能源領域在發明創新和影響力上的巨大差距，應該歸咎于投資的嚴重不足。那么是否有辦法改變現狀呢？
BG：如果你回望歷史，然后問自己“誰才是能源創新上最偉大的人？”我會認為查爾斯?阿爾杰農?帕爾森斯（Charles Algernon Parsons，汽輪機的發明者）是很了不起的；魯道夫?地索爾（Rudolf Diesel，柴油發動機的發明者）也是很了不起的。看看他們和他們所就職的公司創造了多少效益。然而地索爾因為破產而自殺，帕爾森斯幾乎一無所有。
正如瓦克拉夫?斯密爾（Vaclav Smil）教授所說的，在技術發明問世的頭20年里，絕大多數情況下，能夠實施的規模非常有限。當實施周期超過20年時，發明者的積極性會極大受挫。在 IT行業則不然，甚至醫療行業也不這樣，雖然有時候醫療從業者覺得20年還不夠。
JP：20多年的投資周期真的是太漫長了，那么，是不是說能源行業需要一個與其他科技領域不同的創新模式呢？
BG：能源領域的好多創新是與政府的支持分不開的。拿原子能來說，所有的關鍵研究都是由政府或政府資金完成的。而化石能源領域，雖然一些地質學數據的分析有賴于數字革新的貢獻，但是政府投資才得以實現高精水平鉆井的能力。
所以基礎研發投入才是大多數能源領域技術突破的動力。我們需要更多的私人風險投資家參與到其中來，擴大創新規模，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把20個領軍國家，和一群資助高風險技術的投資家（突破性能源聯盟）連接起來。
JP：2010年，當我們聊到能源問題時，你曾提醒我，美國政府在能源研發領域的投資大概是50億美元，這只是國防相關投資的10%。過去6年間，這個情況并沒有多大改善。如果政府真的能將其在能源研發領域的投資翻倍，你希望這些錢花在哪里？基礎性的研究還是支持新技術的推廣？
BG：我會全部花在基礎性研究上。有些材料領域的問題，如果能夠得以解決，受益者將遠遠不止能源機構，但即便只是能源創新的收益也足以回報這些投資了。
比如說，研究風能的人需要材料具有更大的強度和更好的磁性。再比如，如果我們能做到光合成，知道如何把光能轉化為碳氫化合物，并把規模擴大一百倍，使其變得經濟實惠，這可以說是非常神奇的。因為如果能通過光合成產出液體碳氫化合物，我們的很多基礎設施，包括交通設備，已經在使用這樣的燃料了。你只需要替換掉主要的產能部件，其他的都不需要變。
現在，對于研發花費多少能取得多快的突破，我并沒有一個確切的預見。就好像癌癥研究，除了科學上的各種可能性，也包含了太多的不確定性。我們并沒有一個萬用的等式。完全有可能，此時此刻某位在實驗室工作的人，正在發明一些神奇的東西。但是由于氣候變化和使用清潔能源的益處，我們不該只是坐等奇跡的發生，我們應該通過翻倍研發預算，來使成功的概率變大。
JP：我很驚訝你所舉的例子都與化學和材料科學相關。這不是個巧合，對嗎？
BG：不是。拿我（以及微軟前CTO內森?梅爾沃德）參與的原子核裂變公司TerraPower來說，最大的挑戰來自于材料方面。我們對所產的鍍鋼材料進行了高能中子轟擊，而最難的工程問題是證明在較長時間內我們的材料沒有性能退化。但是數字化模擬材料的能力，幾乎出現在了能源領域的所有技術突破里。
JP：你是如何評價，技術發明的商業化（比如太陽能涂料）將需要太長時間，而難以滿足2050年實現碳排放凈量為零的觀點的呢？你是如何回應，為了避免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在致力于投資基礎性研究的同時，必須施行我們現有的清潔能源技術，這一派觀點的呢？
BG：對于一些富裕國家，比如歐洲和美國，我們能夠承受施行清潔能源而帶來的能源價格上漲，即使價格增至2倍。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博弈，而且我也不確定是否真的有哪個國家愿意這么做，但至少這不會使任何國家因此陷入貧窮。
但如果是在印度這樣的國家，作為一個典型代表，其在未來30年間，預計的碳氫化合物用量將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你讓印度決定：是靠煤炭實現整個國家的電氣化，還是遵守溫室氣體排放限制，大幅削減其電氣化程度，這將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抉擇。他們會問，“難道我們不該挽救數百萬的生命嗎？我們的婦女不該用電爐做飯而要去燒柴火嗎？我們不該避免由砍柴而帶來的環境退化和時間消耗嗎？”
我沒辦法斷言，但我可以想象，他們會傾向于電氣化整個國家，這意味著全球范圍內的二氧化碳排量增加。因此，如果不是因為技術的創新，我不會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那么樂觀。但是如果我們有了技術上的創新，我們可以對印度說，“你兩個目標都能達到：你既能做一個稱職的地球公民，不向大氣中排放那么多的二氧化碳，又能電氣化你們的國家。”
JP：這個過程不需要聰明的政策嗎，比如讓碳排放付出一定的代價？我們是否需要對碳排放征稅，以確立投資清潔能源的商業動機？
BG：供給方和需求方的創新都應該受到鼓勵。供給方將資助政府的基礎性研究，然后創建相關技術的初創公司。
在需求方，很多人爭論我們到底該做多少，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富裕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我們其實做了很多。美國對清潔能源有一些政策上的優惠，比如PTC（可再生能源生產稅收抵免）、ITC（投資稅收抵免）或可再生能源配額標準。
現在看來這些政策制定得過于具體化，我們或許該制定一個更廣泛的機制。但總的來說，如果你比較一下這些國家對需求方和供給方的投資，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結果。在需求方，富裕國家已經投資了數千億；而在供給方，除了中國以外，過去15年，幾乎沒有對能源研發預算有持續增長。所以，我對你的回答是，是的，我們在需求方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如果你細看供給方，你會非常失望。雖然只有數十億美元的投資需要，跟需求方比起來相距甚遠，即便如此，對供給方的投資仍寥寥無幾。
JP：我理解你想要聊聊供給方。但是你是否對碳排放征稅有政策上的偏好？你是否贊成一個簡潔、透明的稅收方案？或者更贊成類似“碳排放與交易”那樣的規則？或許，最好是集合各家所長的政策？或者對你來說無所謂？
BG：有些國家會對碳排放直接收稅，這么做當然有一定的好處。但是我認為，在美國能達成的一致觀點，將是更側重于供給方。
JP：那我們就來談談供給方吧！“突破性能源聯盟”到底是什么，你們如何決定投資方向？
BG：去年11月，26位富豪和我自己（以及一些機構，比如加州大學）承諾投資能源創新公司。聯盟將采取兩種方法投資。
第一種，我們會建立一個叫做“突破性能源合伙人”的基金，聯盟中的個人將投資給基金，雖然有時這些個人也會直接投資給公司。第二種方法是，我們將邀請另一些投資機構，比如大學的捐贈基金、創始基金以及公司基金等，并向這些機構籌集同個人投資差不多的數目，即20億美元左右。
到今年夏天，我們將確定關鍵人事，制定投資文件，到時候，不但會有一些因為相信我和這個聯盟能夠運作良好的個人投資者，還會有一些投資機構。
JP：這個聯盟聚集了一些很有影響力的個人。但是這里面并沒有很多來自能源業。除了資金，難道你不需要能源業的專業意見嗎？
BG：我們還沒有真正開始游說。但是我們肯定會吸納能源領域人士、儀器設施等，這些都會對我們很有幫助。我們基本的宗旨就是，如果我們能募集到幾十億美金，我們就能支持很多優秀的公司，并且比一般的風險投資基金更加持續深入的支持他們。
JP：你曾說過愿意在未來5年內投資1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為什么不是更多呢？
BG：我多希望寫一張大額支票就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募到足夠的資金后，將能夠非常快速的做出投資。如果我們能夠高效的完成開始的幾十億美金的投資，那么不光是我自己會追加投入，我也會號召聯盟里的投資機構和個人一起追加投資，并告訴他們，“哈利路亞！我們找到了很多資金受限的公司，現在需要更多的錢了！”
清潔能源技術目前某種意義上說，已經不受投資者的青睞。采用新技術的難處、可靠性、擴大規模，所有這些問題是非常令人生畏的。所以，我們要讓人們重新對這些投資感興趣起來，但同時也要讓人們明白，在多數情況下，IT行業建立起來的關于時間范圍、耐心、甚至資金需求量的投資模式，對能源機構并不適用。
JP：你投資過碳捕獲嗎？
BG：我是大衛·凱斯（David Keith）的碳工程公司的投資人之一，公司致力于自由空氣碳捕獲技術，并建立了一座處理塔。從空氣中捕獲每噸二氧化碳，設備的花費大概是幾百美元，但是建起了第一座處理塔后，他們預計今后的運營成本將會下降。
JP：TerraPower運營的如何？什么時候才會推出商用反應器？為什么中國是唯一有可能建立實驗工廠的國家？
BG：中國不是唯一的可能。很多國家，比如印度、韓國、日本、法國和美國都擁有先進的核技術，但是當今世界上一半的核電站建在中國，而且中國的營造力是驚人的。TerraPower的實驗工廠很有可能建在中國。最好情況下，如果TerraPower的核電站能在2024年建成，那么在大概2030年代，你將擁有一套其他新建核電站都將采用的設計，因為經濟、安全、廢料以及其他各項關鍵指標都顯著改善了。
JP：能談談你在能源領域的投資有過哪些失誤嗎？
BG：我投資過5家電池公司，全部在困境中經營。比如唐?沙多維（DonSadoway）的Ambri是家不錯的公司，但是他們正面臨著現實的困境。他們的鈉電池密封性有待提高，同時需要提高電池的經濟效益，這樣，需要電能儲存的人才會覺得他們的產品有吸引力。我不后悔投資給他們，但我所參與的所有電池項目，市場規模和推廣技術都比預期的要艱難。電池行業還在運作中，但是前景堪憂。說到能源問題的出路，不能想當然的認為在存儲技術上會發生奇跡。也許可能會有，但是我們投資時必須盡量避開電量存儲這個難點。
JP：如果電量存儲技術不能擴大規模，那太陽能和風能還能對發電產生深遠貢獻嗎？
BG：如果你告訴我“電量存儲領域將不會有奇跡”——不再有光能存儲分子或者任何類似的東西——那我想富裕國家的電能系統將變成一個巨大的高壓直流電網，由太陽能、風能以及天然氣構成，配以高度的碳捕獲和封存技術(CCS)。
如果你建立起一個覆蓋北美的超級電網，并關注氣象模型，了解風能和太陽能的規律，以最大的多樣性利用起所有能利用的太陽能和風能，再配合這個神奇的、覆蓋北美的電網，并能夠獲得政府審批，這將很有可能滿足百分之八十的能源需求。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最壞情況下，可以用天然氣補足，然后利用CCS技術收集產生的二氧化碳。
在天然氣電站實施CCS技術，比在燃煤電站要稍微容易一些。而且為百分之二十的能量所產生的碳排放，做碳捕獲和封存，要比對全部的碳排放做CCS容易。現在電網已經有了，這也是最有可能的直接解決辦法。建立一個巨大的高壓直流電網是非常經濟實惠的。這個構想僅僅在行政管理層面需要一點奇跡，來清除阻礙，并提供一些經濟動力。這不是一個技術上的奇跡，是政策上的奇跡。
JP：美國到2025年能不能做到減少25%的碳排放，同時其他國家也履行他們在巴黎氣候峰會上達成的共識？
BG：雖然巴黎氣候峰會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各國仍有很多事要做。我想人們會對有多少國家會履行諾言持懷疑態度，即使履行了諾言，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比如以美國的承諾為例：美國想要實現諾言，其中一條路是把混合的能源結構推向單純的天然氣。如果我們沒有創新，如果你說“科學已死，我們只需要眼前的技術”那我會非常的悲觀，恐怕連3度的氣候變暖都無法避免。而使我對氣候變化保持樂觀的，正是潛在的能讓C達到零的技術創新。
翻譯：王重陽
4月25日，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網站上發表了主編杰森·龐庭對比爾·蓋茨的一篇專訪。首富蓋茨認為，世界需要“看似瘋狂的主意來應對能源問題的挑戰。”他還認為，目前能源領域最大的問題就是——錢沒花到對的地方。在這篇關于比爾蓋茨“能源觀”的專訪中，你將看到：
①能源領域的錢投在基礎性研究才是正經事
②能源科技領域投資回報周期太長，怎么辦
③“能源突破聯盟”如何運作？將吸納能源人士及設備公司
④蓋茨在能源領域的投資失誤——電池公司躺槍
⑤蓋茨對碳捕獲、Terrapower、材料技術、電量儲存技術的商業前瞻
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與夫人每年都會寫一封公開信，來深入思考世界最大的基金組織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機遇。去年，他們探討的話題是不平等待遇。
今年，受到一個高中生提問的啟發——“你最想擁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夫婦倆分別致信回應，并附上了精彩的注釋。梅琳達回復說“更多的時間”，并闡述了關于認可、重新分配、減少女性無償勞動的看法，尤其是在貧窮地區。比爾寫道“更多的能量”，并闡述了他對氣候變暖這一文明難題的看法，以及發展他近年來所稱的“能源奇跡”項目的必要性。
蓋茨的“奇跡”并不是指憑空出現的意想不到的禮物，而是指“技術研發和人類創新所帶來的科技突破“，就像個人電腦、互聯網以及骨髓灰質炎疫苗。他號召學生們要“格外努力的學好數學和科學”，因為世界需要“看似瘋狂的主意來應對能源問題的挑戰。”
蓋茨對于自己提出的一個公式抱有極大熱情【雖然這個公式令人想起氣候學界另一個著名的公式，“茅陽一碳排放公式（KayaIdentity）”】，公式中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由四個因素的乘積構成：P（人口）、S（人均消耗的服務）、E（提供服務所耗能量）以及C（每單位能量所產生的碳排放）。
蓋茨解釋到，如果在P、S、E增加或小幅下降的情況下，要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只能是C為零。要做到C為零，我們需要一個甚至多個奇跡發生。
蓋茨并不把技術奇跡的稀缺歸咎于無代價碳排放以及其他一些糟糕的政策。幾千億美元的資金都花在了蓋茨所指的“需求方”的能源問題上。他認為錯誤的原因在于政府和私人投資機構低估了“供給方”的資金需求，而這些“供給方”通常為政府的基礎研究和初創公司提供資金。
去年11月，蓋茨決定對此做點什么，于是發布了“突破性能源聯盟”，聯合了亞馬遜的杰夫·貝索斯（Jeff Bezos）、維珍航空的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二十多位億萬富翁，其中扎克伯格更承諾將投資至少20億美金用以支持技術突破。
杰森·龐庭（Jason Pontin）作為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主編，對蓋茨進行了專訪，來討論他的零碳排放計劃如何同時滿足落后地區的脫貧需求，以及資金聯盟未來的投資方向。
Jason Pontin（JP）：你曾說過未來世界將需要更多的能源，來提高世界上許多地區的生活水平。這才是困難的關鍵所在，對嗎？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必須打破經濟增長和碳排放增長的必然聯系。
Bill Gates（BG）：沒錯。如果你看一下我的碳排放公式的前三個因子（PxSxExC=CO2），P將會增至1.2倍，S將增至2倍，假設有大幅的技術突破，樂觀估計E降為現在的0.6，綜合起來，C基本上要達到0才能實現零排放。
JP：那么C什么時候才能達到0呢？
BG：如果允許貧窮國家和諸如畜牧業這類占用土地的產業，繼續排放二氧化碳的話，想把氣候變暖的幅度控制在2度，就意味著到2050年，富裕國家必須實現零排放。
JP：如果貧窮國家以及畜牧業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排放大量二氧化碳，那全球碳排放如何能在本世紀末達到零？
BG：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富裕國家可能在2050年實現二氧化碳負排放。
JP：你已經注意到了在能源業，僅有0.23%的收入用于研發投入，而在制藥和IT行業這個比例分別為20%和15%。你認為能源領域在發明創新和影響力上的巨大差距，應該歸咎于投資的嚴重不足。那么是否有辦法改變現狀呢？
BG：如果你回望歷史，然后問自己“誰才是能源創新上最偉大的人？”我會認為查爾斯?阿爾杰農?帕爾森斯（Charles Algernon Parsons，汽輪機的發明者）是很了不起的；魯道夫?地索爾（Rudolf Diesel，柴油發動機的發明者）也是很了不起的。看看他們和他們所就職的公司創造了多少效益。然而地索爾因為破產而自殺，帕爾森斯幾乎一無所有。
正如瓦克拉夫?斯密爾（Vaclav Smil）教授所說的，在技術發明問世的頭20年里，絕大多數情況下，能夠實施的規模非常有限。當實施周期超過20年時，發明者的積極性會極大受挫。在 IT行業則不然，甚至醫療行業也不這樣，雖然有時候醫療從業者覺得20年還不夠。
JP：20多年的投資周期真的是太漫長了，那么，是不是說能源行業需要一個與其他科技領域不同的創新模式呢？
BG：能源領域的好多創新是與政府的支持分不開的。拿原子能來說，所有的關鍵研究都是由政府或政府資金完成的。而化石能源領域，雖然一些地質學數據的分析有賴于數字革新的貢獻，但是政府投資才得以實現高精水平鉆井的能力。
所以基礎研發投入才是大多數能源領域技術突破的動力。我們需要更多的私人風險投資家參與到其中來，擴大創新規模，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把20個領軍國家，和一群資助高風險技術的投資家（突破性能源聯盟）連接起來。
JP：2010年，當我們聊到能源問題時，你曾提醒我，美國政府在能源研發領域的投資大概是50億美元，這只是國防相關投資的10%。過去6年間，這個情況并沒有多大改善。如果政府真的能將其在能源研發領域的投資翻倍，你希望這些錢花在哪里？基礎性的研究還是支持新技術的推廣？
BG：我會全部花在基礎性研究上。有些材料領域的問題，如果能夠得以解決，受益者將遠遠不止能源機構，但即便只是能源創新的收益也足以回報這些投資了。
比如說，研究風能的人需要材料具有更大的強度和更好的磁性。再比如，如果我們能做到光合成，知道如何把光能轉化為碳氫化合物，并把規模擴大一百倍，使其變得經濟實惠，這可以說是非常神奇的。因為如果能通過光合成產出液體碳氫化合物，我們的很多基礎設施，包括交通設備，已經在使用這樣的燃料了。你只需要替換掉主要的產能部件，其他的都不需要變。
現在，對于研發花費多少能取得多快的突破，我并沒有一個確切的預見。就好像癌癥研究，除了科學上的各種可能性，也包含了太多的不確定性。我們并沒有一個萬用的等式。完全有可能，此時此刻某位在實驗室工作的人，正在發明一些神奇的東西。但是由于氣候變化和使用清潔能源的益處，我們不該只是坐等奇跡的發生，我們應該通過翻倍研發預算，來使成功的概率變大。
JP：我很驚訝你所舉的例子都與化學和材料科學相關。這不是個巧合，對嗎？
BG：不是。拿我（以及微軟前CTO內森?梅爾沃德）參與的原子核裂變公司TerraPower來說，最大的挑戰來自于材料方面。我們對所產的鍍鋼材料進行了高能中子轟擊，而最難的工程問題是證明在較長時間內我們的材料沒有性能退化。但是數字化模擬材料的能力，幾乎出現在了能源領域的所有技術突破里。
JP：你是如何評價，技術發明的商業化（比如太陽能涂料）將需要太長時間，而難以滿足2050年實現碳排放凈量為零的觀點的呢？你是如何回應，為了避免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在致力于投資基礎性研究的同時，必須施行我們現有的清潔能源技術，這一派觀點的呢？
BG：對于一些富裕國家，比如歐洲和美國，我們能夠承受施行清潔能源而帶來的能源價格上漲，即使價格增至2倍。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博弈，而且我也不確定是否真的有哪個國家愿意這么做，但至少這不會使任何國家因此陷入貧窮。
但如果是在印度這樣的國家，作為一個典型代表，其在未來30年間，預計的碳氫化合物用量將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你讓印度決定：是靠煤炭實現整個國家的電氣化，還是遵守溫室氣體排放限制，大幅削減其電氣化程度，這將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抉擇。他們會問，“難道我們不該挽救數百萬的生命嗎？我們的婦女不該用電爐做飯而要去燒柴火嗎？我們不該避免由砍柴而帶來的環境退化和時間消耗嗎？”
我沒辦法斷言，但我可以想象，他們會傾向于電氣化整個國家，這意味著全球范圍內的二氧化碳排量增加。因此，如果不是因為技術的創新，我不會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那么樂觀。但是如果我們有了技術上的創新，我們可以對印度說，“你兩個目標都能達到：你既能做一個稱職的地球公民，不向大氣中排放那么多的二氧化碳，又能電氣化你們的國家。”
JP：這個過程不需要聰明的政策嗎，比如讓碳排放付出一定的代價？我們是否需要對碳排放征稅，以確立投資清潔能源的商業動機？
BG：供給方和需求方的創新都應該受到鼓勵。供給方將資助政府的基礎性研究，然后創建相關技術的初創公司。
在需求方，很多人爭論我們到底該做多少，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富裕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我們其實做了很多。美國對清潔能源有一些政策上的優惠，比如PTC（可再生能源生產稅收抵免）、ITC（投資稅收抵免）或可再生能源配額標準。
現在看來這些政策制定得過于具體化，我們或許該制定一個更廣泛的機制。但總的來說，如果你比較一下這些國家對需求方和供給方的投資，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結果。在需求方，富裕國家已經投資了數千億；而在供給方，除了中國以外，過去15年，幾乎沒有對能源研發預算有持續增長。所以，我對你的回答是，是的，我們在需求方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如果你細看供給方，你會非常失望。雖然只有數十億美元的投資需要，跟需求方比起來相距甚遠，即便如此，對供給方的投資仍寥寥無幾。
JP：我理解你想要聊聊供給方。但是你是否對碳排放征稅有政策上的偏好？你是否贊成一個簡潔、透明的稅收方案？或者更贊成類似“碳排放與交易”那樣的規則？或許，最好是集合各家所長的政策？或者對你來說無所謂？
BG：有些國家會對碳排放直接收稅，這么做當然有一定的好處。但是我認為，在美國能達成的一致觀點，將是更側重于供給方。
JP：那我們就來談談供給方吧！“突破性能源聯盟”到底是什么，你們如何決定投資方向？
BG：去年11月，26位富豪和我自己（以及一些機構，比如加州大學）承諾投資能源創新公司。聯盟將采取兩種方法投資。
第一種，我們會建立一個叫做“突破性能源合伙人”的基金，聯盟中的個人將投資給基金，雖然有時這些個人也會直接投資給公司。第二種方法是，我們將邀請另一些投資機構，比如大學的捐贈基金、創始基金以及公司基金等，并向這些機構籌集同個人投資差不多的數目，即20億美元左右。
到今年夏天，我們將確定關鍵人事，制定投資文件，到時候，不但會有一些因為相信我和這個聯盟能夠運作良好的個人投資者，還會有一些投資機構。
JP：這個聯盟聚集了一些很有影響力的個人。但是這里面并沒有很多來自能源業。除了資金，難道你不需要能源業的專業意見嗎？
BG：我們還沒有真正開始游說。但是我們肯定會吸納能源領域人士、儀器設施等，這些都會對我們很有幫助。我們基本的宗旨就是，如果我們能募集到幾十億美金，我們就能支持很多優秀的公司，并且比一般的風險投資基金更加持續深入的支持他們。
JP：你曾說過愿意在未來5年內投資1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為什么不是更多呢？
BG：我多希望寫一張大額支票就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募到足夠的資金后，將能夠非常快速的做出投資。如果我們能夠高效的完成開始的幾十億美金的投資，那么不光是我自己會追加投入，我也會號召聯盟里的投資機構和個人一起追加投資，并告訴他們，“哈利路亞！我們找到了很多資金受限的公司，現在需要更多的錢了！”
清潔能源技術目前某種意義上說，已經不受投資者的青睞。采用新技術的難處、可靠性、擴大規模，所有這些問題是非常令人生畏的。所以，我們要讓人們重新對這些投資感興趣起來，但同時也要讓人們明白，在多數情況下，IT行業建立起來的關于時間范圍、耐心、甚至資金需求量的投資模式，對能源機構并不適用。
JP：你投資過碳捕獲嗎？
BG：我是大衛·凱斯（David Keith）的碳工程公司的投資人之一，公司致力于自由空氣碳捕獲技術，并建立了一座處理塔。從空氣中捕獲每噸二氧化碳，設備的花費大概是幾百美元，但是建起了第一座處理塔后，他們預計今后的運營成本將會下降。
JP：TerraPower運營的如何？什么時候才會推出商用反應器？為什么中國是唯一有可能建立實驗工廠的國家？
BG：中國不是唯一的可能。很多國家，比如印度、韓國、日本、法國和美國都擁有先進的核技術，但是當今世界上一半的核電站建在中國，而且中國的營造力是驚人的。TerraPower的實驗工廠很有可能建在中國。最好情況下，如果TerraPower的核電站能在2024年建成，那么在大概2030年代，你將擁有一套其他新建核電站都將采用的設計，因為經濟、安全、廢料以及其他各項關鍵指標都顯著改善了。
JP：能談談你在能源領域的投資有過哪些失誤嗎？
BG：我投資過5家電池公司，全部在困境中經營。比如唐?沙多維（DonSadoway）的Ambri是家不錯的公司，但是他們正面臨著現實的困境。他們的鈉電池密封性有待提高，同時需要提高電池的經濟效益，這樣，需要電能儲存的人才會覺得他們的產品有吸引力。我不后悔投資給他們，但我所參與的所有電池項目，市場規模和推廣技術都比預期的要艱難。電池行業還在運作中，但是前景堪憂。說到能源問題的出路，不能想當然的認為在存儲技術上會發生奇跡。也許可能會有，但是我們投資時必須盡量避開電量存儲這個難點。
JP：如果電量存儲技術不能擴大規模，那太陽能和風能還能對發電產生深遠貢獻嗎？
BG：如果你告訴我“電量存儲領域將不會有奇跡”——不再有光能存儲分子或者任何類似的東西——那我想富裕國家的電能系統將變成一個巨大的高壓直流電網，由太陽能、風能以及天然氣構成，配以高度的碳捕獲和封存技術(CCS)。
如果你建立起一個覆蓋北美的超級電網，并關注氣象模型，了解風能和太陽能的規律，以最大的多樣性利用起所有能利用的太陽能和風能，再配合這個神奇的、覆蓋北美的電網，并能夠獲得政府審批，這將很有可能滿足百分之八十的能源需求。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最壞情況下，可以用天然氣補足，然后利用CCS技術收集產生的二氧化碳。
在天然氣電站實施CCS技術，比在燃煤電站要稍微容易一些。而且為百分之二十的能量所產生的碳排放，做碳捕獲和封存，要比對全部的碳排放做CCS容易。現在電網已經有了，這也是最有可能的直接解決辦法。建立一個巨大的高壓直流電網是非常經濟實惠的。這個構想僅僅在行政管理層面需要一點奇跡，來清除阻礙，并提供一些經濟動力。這不是一個技術上的奇跡，是政策上的奇跡。
JP：美國到2025年能不能做到減少25%的碳排放，同時其他國家也履行他們在巴黎氣候峰會上達成的共識？
BG：雖然巴黎氣候峰會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各國仍有很多事要做。我想人們會對有多少國家會履行諾言持懷疑態度，即使履行了諾言，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比如以美國的承諾為例：美國想要實現諾言，其中一條路是把混合的能源結構推向單純的天然氣。如果我們沒有創新，如果你說“科學已死，我們只需要眼前的技術”那我會非常的悲觀，恐怕連3度的氣候變暖都無法避免。而使我對氣候變化保持樂觀的，正是潛在的能讓C達到零的技術創新。
翻譯：王重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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