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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版的“中國經濟系統”要汲取前車之鑒，及時升級政府精準調控、精確監管的能力，其中關鍵在于培養一支高素質、高水平、有事業心的市場監管團隊。
最近一段時間，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爆發了一場爭論，聚焦于政府的產業政策這個沉寂多年的重大問題。雙方各執一詞，觀點完全對立。坦率地講，這場爭論中，二人的觀點可以說都沒有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沒有精準總結中國經濟的成長經驗，也沒有充分考慮雙方上次爭論之后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最新進展。
中國經濟過去的快速成長，并不在于實施了重大產業政策。事實上，從政府實施產業政策的光伏、VCR等領域來看，這些產業政策都可以說是不成功的。今天的海爾、格力都不是政府當年一開始就扶持的對象，深圳的華為也是如此。今天取得成功的眾多成長型企業，無論華為還是海爾，往往是在嶄露頭角之后才受到政府的關注，并在成長的中后期才獲得當地政府的重點扶持。因此，中國經濟成長的經驗，不能歸結為產業政策的實施，而應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尋找解釋。
過去，我們對斯密的著作有不少片面的誤讀，認為他單純鼓勵自由化，其實在《國富論》第四和第五篇里大量談到政府應該如何幫助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經濟過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長，也印證了亞當·斯密的觀點。過去30年，中國經濟成長的基本經驗，也可以稱為“中國經濟系統”1.0版本的經驗，是政府協助企業開疆拓土，幫助企業培育、做大了市場。這是中國改革開放迄今以來最根本的特征。
但是，當前這個經濟系統的運行碰到了困難，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了顯著的下滑。不可否認，導致經濟下滑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包括產能過剩以及國際市場需求低迷等，但“中國經濟系統”正處在轉型升級期是更重要的原因。1.0版的“中國經濟系統”如今也處于更新的“低能運行狀態”，要想走出經濟困境，必須完成“中國經濟系統”從1.0版本向2.0版本的順利升級，在這一過程中，有兩點至為關鍵，即政企關系的順利升級，政府監管質量和水平的順利升級。
在“中國經濟系統”1.0版本里，政企密切合作，政府幫助企業開疆拓土，比如招商引資、提供工業園區、幫助企業招工、防止勞工鬧事等。然而，舊版本的政企關系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腐敗問題，需要及時升級更新。
政企關系的改變并非易事，在當前反腐形勢的威懾下，一些領導干部工作起來瞻前顧后，經濟自然受影響。所以，推進“中國經濟系統”升級的第一個關鍵點，在于探尋構建“親”、“清”的新型政企關系之道。如何建立“親”、“清”政商關系？目前談得比較多的是政治信仰和理想。不可否認，這是基礎性工作，即便在西方國家，政治理念也是政府決策者時時要談的。
建立“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需要制度保障。本質上講，必須建立起一套獎懲分明的激勵機制，同時需要一套有效的監督機制。激勵機制過去是靠跨地區GDP增速競賽，即誰主政的地方GDP增速高，誰提拔的可能性就高。現在看，這套機制太單一、太單薄。太單一是因為GDP增速競爭導致地方官員過分關注短期GDP增速，不顧長期后果，從而導致地方負債過重等后遺癥。太單薄，是因為提拔的機會太少，越往上越難，因此，往往會有官員不惜拿政治前途冒險去受賄，追求短期個人經濟利益。所以，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大幅提升官員的業績工資，對每一類崗位提出綜合業績指標，定期考核。更重要的是，各級官員執掌經濟、社會重要決策，必須要有高度的職業榮譽感，因此，他們的平均工資待遇不應該低于同樣工作資歷的民營經濟部門的經理人。
僅有激勵是不夠的，監督也極其重要。紀委、審計的監督應該是制度化、長期化的。如果是疾風暴雨式，被監督者的理性反應一定是躲到屋檐下，什么也不干，暫時躲躲風頭。風頭一過，一切照舊。因此，更加合理的辦法是建立長效機制。特別重要的是，由于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是制度不斷變遷，許多今天看來不合規不合法的行為，幾年前處于模糊區間。如果按照今天的標準去追究以往的行為，必然會加強上述屋檐下躲雨的行為，直接引發全面的官員不作為，從而導致經濟系統在升級過程處于半死機的狀態。
經歷了30多年的快速發展，當前的市場經濟形態極其復雜，必須對市場進行合理的監管。比如網購平臺采用競價排名的方式，給了假貨可乘之機，綜合排名高的商品并不都是正品；再比如搜索引擎，競價排名不但不能及時給用戶提供最有效的信息，甚至可能有誤導，釀成“魏則西事件”之類的悲劇；醫藥監管也不能聽信企業的一面之詞，臨床試驗信息的造假也不是沒有先例。這給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如果面對愈加復雜的市場環境，政府的監管能力沒有及時升級提高，就會出現問題。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因為“貓的能力不如耗子”，政府監管能力趕不上金融市場的創新。因此，2.0版的“中國經濟系統”要汲取前車之鑒，及時升級政府精準調控、精確監管的能力，其中關鍵在于培養一支高素質、高水平、有事業心的市場監管團隊，給予這些市場監管人員與市場完全接軌的工資水平，并提升其社會地位，激勵其實現對市場的精確、精準監管。
在接下來的發展階段，要想完成“中國經濟系統”從1.0版本向2.0版本的升級，就要圍繞如何建立“親”、“清”的政企關系、如何實現精準調控精確監管下功夫。
最近一段時間，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爆發了一場爭論，聚焦于政府的產業政策這個沉寂多年的重大問題。雙方各執一詞，觀點完全對立。坦率地講，這場爭論中，二人的觀點可以說都沒有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沒有精準總結中國經濟的成長經驗，也沒有充分考慮雙方上次爭論之后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最新進展。
中國經濟過去的快速成長，并不在于實施了重大產業政策。事實上，從政府實施產業政策的光伏、VCR等領域來看，這些產業政策都可以說是不成功的。今天的海爾、格力都不是政府當年一開始就扶持的對象，深圳的華為也是如此。今天取得成功的眾多成長型企業，無論華為還是海爾，往往是在嶄露頭角之后才受到政府的關注，并在成長的中后期才獲得當地政府的重點扶持。因此，中國經濟成長的經驗，不能歸結為產業政策的實施，而應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尋找解釋。
過去，我們對斯密的著作有不少片面的誤讀，認為他單純鼓勵自由化，其實在《國富論》第四和第五篇里大量談到政府應該如何幫助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經濟過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長，也印證了亞當·斯密的觀點。過去30年，中國經濟成長的基本經驗，也可以稱為“中國經濟系統”1.0版本的經驗，是政府協助企業開疆拓土，幫助企業培育、做大了市場。這是中國改革開放迄今以來最根本的特征。
但是，當前這個經濟系統的運行碰到了困難，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了顯著的下滑。不可否認，導致經濟下滑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包括產能過剩以及國際市場需求低迷等，但“中國經濟系統”正處在轉型升級期是更重要的原因。1.0版的“中國經濟系統”如今也處于更新的“低能運行狀態”，要想走出經濟困境，必須完成“中國經濟系統”從1.0版本向2.0版本的順利升級，在這一過程中，有兩點至為關鍵，即政企關系的順利升級，政府監管質量和水平的順利升級。
在“中國經濟系統”1.0版本里，政企密切合作，政府幫助企業開疆拓土，比如招商引資、提供工業園區、幫助企業招工、防止勞工鬧事等。然而，舊版本的政企關系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腐敗問題，需要及時升級更新。
政企關系的改變并非易事，在當前反腐形勢的威懾下，一些領導干部工作起來瞻前顧后，經濟自然受影響。所以，推進“中國經濟系統”升級的第一個關鍵點，在于探尋構建“親”、“清”的新型政企關系之道。如何建立“親”、“清”政商關系？目前談得比較多的是政治信仰和理想。不可否認，這是基礎性工作，即便在西方國家，政治理念也是政府決策者時時要談的。
建立“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需要制度保障。本質上講，必須建立起一套獎懲分明的激勵機制，同時需要一套有效的監督機制。激勵機制過去是靠跨地區GDP增速競賽，即誰主政的地方GDP增速高，誰提拔的可能性就高。現在看，這套機制太單一、太單薄。太單一是因為GDP增速競爭導致地方官員過分關注短期GDP增速，不顧長期后果，從而導致地方負債過重等后遺癥。太單薄，是因為提拔的機會太少，越往上越難，因此，往往會有官員不惜拿政治前途冒險去受賄，追求短期個人經濟利益。所以，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大幅提升官員的業績工資，對每一類崗位提出綜合業績指標，定期考核。更重要的是，各級官員執掌經濟、社會重要決策，必須要有高度的職業榮譽感，因此，他們的平均工資待遇不應該低于同樣工作資歷的民營經濟部門的經理人。
僅有激勵是不夠的，監督也極其重要。紀委、審計的監督應該是制度化、長期化的。如果是疾風暴雨式，被監督者的理性反應一定是躲到屋檐下，什么也不干，暫時躲躲風頭。風頭一過，一切照舊。因此，更加合理的辦法是建立長效機制。特別重要的是，由于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是制度不斷變遷，許多今天看來不合規不合法的行為，幾年前處于模糊區間。如果按照今天的標準去追究以往的行為，必然會加強上述屋檐下躲雨的行為，直接引發全面的官員不作為，從而導致經濟系統在升級過程處于半死機的狀態。
經歷了30多年的快速發展，當前的市場經濟形態極其復雜，必須對市場進行合理的監管。比如網購平臺采用競價排名的方式，給了假貨可乘之機，綜合排名高的商品并不都是正品；再比如搜索引擎，競價排名不但不能及時給用戶提供最有效的信息，甚至可能有誤導，釀成“魏則西事件”之類的悲劇；醫藥監管也不能聽信企業的一面之詞，臨床試驗信息的造假也不是沒有先例。這給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如果面對愈加復雜的市場環境，政府的監管能力沒有及時升級提高，就會出現問題。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因為“貓的能力不如耗子”，政府監管能力趕不上金融市場的創新。因此，2.0版的“中國經濟系統”要汲取前車之鑒，及時升級政府精準調控、精確監管的能力，其中關鍵在于培養一支高素質、高水平、有事業心的市場監管團隊，給予這些市場監管人員與市場完全接軌的工資水平，并提升其社會地位，激勵其實現對市場的精確、精準監管。
在接下來的發展階段，要想完成“中國經濟系統”從1.0版本向2.0版本的升級，就要圍繞如何建立“親”、“清”的政企關系、如何實現精準調控精確監管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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